“保生存”被认为是社会救助最基本的功能,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以及我们对贫困问题认识的深化,社会救助也逐渐被赋予了“促发展”“防风险”等功能。社会救助“防风险”功能的提出,有其理论、现实与制度层面上的必然性。整体而言,理念变革、制度实践以及服务探索为“防风险”功能实现创造了前提、条件与基础。要实现社会救助“防风险”的功能,对象识别、需求研判与服务跟进是系统性路径,需要通过低收入群体动态监测精准识别脆弱性群体,通过困难群体精准画像实现救助对象的分类分层,通过社会救助服务实现早期干预的目标。对社会救助功能定位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可以发现,“保生存”“促发展”“防风险”层层递进,形成分类分层的立体型安全网,社会救助的对象将进一步拓展,目标取向更为积极,救助合力更为突出,多维预警更为及时,早期干预的救助服务更为有效。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制胜之道,理论主动、精神主动、主体主动、实践主动分别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科学密码、基因密码、动力密码和战略密码。新中国成立7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研判发展道路、把握时代主题、推进自我革命、推动理论创新中不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贯通、党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国内与国际的统筹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充分展现了党的历史主动精神,也指明了增强历史主动的前进方向。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还需要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

退役军人社会保险制度是国家为应对退役军人所面临的死亡、伤残或年老等风险,通过立法设立专项基金,向退役军人及其家属提供经济支持等帮助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的社会保险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但是我国现有的退役军人社会保险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保险的再分配功能较弱、基金的财务可持续性面临挑战等等,距离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要求还存在差距。面向共同富裕,要进一步构建以退役军人家庭为核心的多层次风险保障体系,强化社会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推动军地社会保险制度协同发展,促进退役军人社会保险可持续发展。

“村改居”社区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过渡性产物,呈现城乡双重特性。它既具备传统农村熟人治理特色,又带有现代城市社区管理需求。本文通过考察重庆D社区治理实践中“三事分流”的工作过程,发现其主要通过信任建设与个人威信、关系资源与大事化小、老人权威与人情关怀以及双管齐下与大事处理四重“非正式治理”路径,将各种社区事务作内部化处理,形成一种“非正式权力运转秩序”。这些治理路径能够有效融入并配合社区“半正式治理”和“正式治理”的组织架构运行,提高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整合民间资源、提升自治效果,减轻基层政府的治理负担,扩大治理范围、增强治理能力,由此成为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有益探索。其成功的关键是社区党组织的有效引领。但这些“非正式治理”路径也面临诸多实施困境,亟待从“新乡贤”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中寻求化解之道。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规律性把握,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是一个具有丰富完整的思想内涵、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和鲜明实践性本质特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科学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文明交流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问题,对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提供了文化指引和实践指向。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要内容。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核心在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基础在于全面,落脚点要放在建设上。全面加强纪律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使命应然,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重要路径,同时丰富了自我革命的实践形态。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要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契机,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做好纪律建设的顶层设计,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突出位置,构建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相适应的执纪执法体系,在培养“自觉的纪律”上下更大功夫,将从严管理与鼓励干部担当作为有效结合起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民党“党化”教育残余、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鱼龙混杂的状况,毛泽东对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关切有诸多思考。就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定位而言,毛泽东认为,一方面,应当促使青年从旧有的政治偏离或政治冷漠转变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将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通过青年的代际影响传播到广大社会成员。在实践中,毛泽东立足党的中心工作把握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航向,以榜样教育增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引领力,以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路径扩大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价值。基于政治社会化视角,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关于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与实践,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在青年教育与政治发展的密切关联中营造适合当代中国制度的政治文化。

老年助餐服务是增进老年人福祉的重要举措,社会组织参与其中能极大提高助餐服务效率。社会组织与社会资本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构建具有正外部效应的老年助餐服务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思路。从对L镇敬老助餐服务实践的分析情况来看,通过拓展关系网络促进资源整合、制定互惠规范推动服务优化以及增进社会信任实现互惠合作三个维度,可推动社会资本参与老年助餐服务。为进一步优化社会组织参与助餐服务,应加强关系网络与组织能力建设、推动互惠规范与慈善志愿发展、促进社会信任与多元主体协作,以推进社会资本的生产、维系与拓展,实现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信访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设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芜湖“初信初访不出镇街”的信访创新实践可以发现,新时代基层信访政治已开始呈现一些新的特征,表现为信访工作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信访治理过程全链条全流程的规范化、信访矛盾化解的多元参与格局。这些新特征源自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基层信访政治的有机嵌入,信访政治也因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而获得了新的活力和发展空间。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入发展及与信访政治的进一步融合,信访制度必将逐步完善,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更大的作用。

毛泽东军事斗争思维方法在我们党指导军事斗争实践的历史中具有开创性、奠基性作用,主要包括处于理论指导层面的军事斗争哲学思维方法、军事斗争战略思维方法、军事斗争艺术思维方法,以及深植实践的军队建设思维方法、国防建设思维方法、统一战线思维方法和祖国统一思维方法。深刻阐释毛泽东军事斗争历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法,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军事斗争思维方法,以夺取新时代军事斗争优势、掌握赢得未来战场主动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社会出发,借鉴关键节点和复线历史分析范式,可以摆脱复杂含混的概念与问题,从而将社会图景与历史视野勾连起来,从复线而非单线,从长时段、整体性而非短期性、碎片化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社会建设。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中,新中国社会建设在社会革命逻辑、现代化逻辑和民族复兴逻辑主导下,呈现出人民解放与社会整合、人民富裕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幸福与社会振兴的历史性变奏。对于社会建设复杂性与整体性的呈现和阐释,需要在整合大社会与小社会的基础上,嵌合进大问题与小问题、大传统与小传统、大治理与小治理、宏大叙述与微观研究、理念与经验等关联性视角,从而为未来社会建设提供学理支撑和实践指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经济学的生成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吁求。人文经济学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经济思想,总结和提炼文化经济运行规律,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创新性认识,深化了人们对文化经济运行的成因、功能以及内在规律的理解。在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中考察人文经济学,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特色:立足唯物史观,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话语体系;面向高质量发展,坚持创新中突破西方经济学局限;以共同富裕为旨归,强调包容性经济增长;聚焦人文因素,创造经济发展新空间。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凸显着“两个结合”的深刻意蕴。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角度来审视,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内含“天人合一”理念的生产力,是一种具有“万物并育”内涵的生产力,也是一种体现“化成天下”特点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集人文与经济、科技与生态、道德与生产、管理与创造于一体的新型生产力。由此,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描画中国式现代化宏大盛景的过程,在经济运行系统中充分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使其迸发出饱含人文经济形态的发展新质态。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发展,县域层面形成了城镇、乡村以及城乡互嵌融合的差异性基层治理空间,原有的基层治理运行机制面临着新挑战。为了适应新时代开放多元社会治理现代化新形势,需要在厘清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相关概念关系以及梳理中国县乡治理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基础上,分析新时代中国县乡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条件变化以及地方创新与区域差异,围绕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从治理主体、实现路径和价值目标三个维度,健全以县级党委领导为核心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县乡治理现代化运行机制,探索“县乡一体、分类治理、多样实施”的县乡治理现代化实现路径。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光辉旗帜,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根本命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发展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前,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通过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争得人民民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民主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为发展人民民主而不懈奋斗,相继走过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构人民民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创新人民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升华人民民主的不平凡历程。争得人民民主、建构人民民主、创新人民民主、升华人民民主,有机联系、相得益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辉煌历程,绘就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宏伟蓝图,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宽广的发展前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历了激发民众自觉以巩固新生政权、解放人民思想以促进国家发展、凝聚精神力量以实现民族复兴三个发展阶段。总结这三大阶段中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的基本经验,即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方向、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革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把握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规律、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原则,对于新时代推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具有极其宝贵的借鉴价值。进入新时代,需要厘清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基本经验的内在逻辑,沿着理论、历史、现实、技术、价值这五大逻辑理路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

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将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男女平等写在自己矢志奋斗的旗帜之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乡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基层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乡村社会整合与重构,我们党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妇女解放运动。《婚姻法》的颁布将妇女从婚姻、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有了平等地位;《宪法》《选举法》的颁布赋予了妇女最基本、最重要的民主政治权利,确保了她们的政治地位;获得土地,参加集体劳动,同工同酬,让她们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乡村教育和扫盲运动,结束“睁眼瞎”的历史,为乡村妇女解放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基础;革除婚姻陋俗,不断形成乡村自由婚姻的新观念、新习俗,为乡村妇女解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我们党领导的这场乡村社会妇女解放运动富有中国特色,又卓有成效,无论是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对党的妇女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精神是立足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精神凝练和价值萃取,是改革精神和开放精神在不同时段的有机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攻坚克难、敢于担当”的改革精神元素,与“海纳百川、互利共赢,命运与共、共同价值”的开放精神元素,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精神的科学内涵。改革开放精神是改革开放实践的价值凝练,不同时段、不同领域、不同主体的改革开放实践共同铸就和发展了改革开放精神的丰富内涵。改革开放精神既具有民族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升华,又具有时代性,是改革时期各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集中凝练,同时也是推动持续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精神动力。

公务员平时考核是公务员考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现代公务员考核随时代发展要求,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在公务员考核法律法规体系指引下,杭州市司法局公务员平时考核工作随之持续深化,形成可操作、可推广的公务人员平时考核的运行机制及实践方案。本文通过考察杭州市司法局案例,剖析公务人员平时考核工作体系的变迁特点及优化路径。该案例表明,完善平时考核规则、加强平时考核监督、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是完善公务人员考核体系的重要组成,可更真实、客观地考核评价公务员的综合表现,有助于激励打造一支高素质现代化的公务员队伍,树立干部队伍争先创优、实干实绩的鲜明导向,从而有效夯实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的初端基础。

互联网市场高速发展在促进网络经济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治理乱象和市场失序,对传统的政府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其中,秩序结构与发展活力构成了互联网市场发展的两个基本变量。本文建立一个“秩序与活力”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互联网市场平台企业行为的逐利性与自我规制的公共性、平台企业双边市场结构与政府规制脆弱性、平台企业的动态化创新与政府合规性监管之间的多重张力,共同影响了互联网市场发展活力与传统政府监管秩序的均衡状态。对此,需要寻求一种兼顾政府监管、市场规范以及信用机制协调互动的新型合作治理模式,强化政府监管互联网市场的外生秩序,加强行业自律规范互联网市场的内生秩序,健全互联网市场的信用监管机制,创新互联网市场功能型规制的敏捷治理策略,实现互联网市场发展寓活力于秩序之中的良好目标。

近年来,杭州市先后提出了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和中国式现代化城市范例的发展目标。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就是要在人口持续净流入的背景下,将杭州建设成为全体市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就是宜居宜业宜商的幸福城市。为建设“幸福杭州”,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和中国式现代化城市范例,杭州应率先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近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试点改革突破:率先开展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一致性评估,以形成“构建长期主义宜商环境”;率先试点更深层次的家庭与个人相结合的所得税申报;率先提出相对贫困标准并帮扶城乡相对贫困人口。

教育、科技、人才互为供给侧之补充、需求侧之支撑。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涵养高水平人才资源、培育科技创新动能、提供高水平教育保障。当前,我国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仍存在现实困境,具体表现为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价值理念有待塑造,制度体系尚待完善,相关机制仍需畅通。因此,势必要通过摒弃落后价值理念、破除制度体系藩篱、畅通相关机制运作以打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堵点卡点,更高水平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党的自我革命,是指党在自身建设领域开展的深入反思与改革。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旨在有效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升党的领导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具有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也有明确的应然与实然所指。党的自我革命必须正视认识上的不足、制度上的短板以及现实利益的束缚等现实挑战,完善动力机制,并积极探索当前的突破点,构建长效机制,以保障党的自我革命顺利推进。

党的自我革命“九个以”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理解、增强贯彻落实“九个以”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还有助于充分提升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能力与水平,可谓意义重大。“九个以”既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又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更彰显着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九个以”包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从历史层面上看,它总结提炼了百余年来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集中回答了新时代“怎样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时代课题;从理论层面上看,它原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基本概念与党的自我革命的逻辑关系、拓展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从实践层面上看,它为实现党的长期稳定执政目标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为世界其他政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要在坚定政治引领、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环节中全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将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从而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右翼民粹主义已成为当代欧洲政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日益成为欧洲国家在民族国家疆界之外构建和联系 “人民 ”的跨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从民族民粹主义向文明民粹主义发展,不仅使用传统的“我们”对抗“他们”的民族主义言论,而且强调文化、文明和宗教认同,加剧了国家内部、国家之外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引发了关于跨国主义、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讨论,从而打破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潜在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经济不安全、文化焦虑和移民等问题助长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反映了身份和集体意识的重新配置,以应对全球的不确定性。数字技术的兴起和人工智能应用的迅猛发展只会加剧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在地方、跨国和全球范围内的影响。

土地秩序是土地政治的起点。不同于土地政治的权利起点,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过程具有土地秩序调控的政治意涵,维系了农民与村庄、国家和市场的均衡关系,赋予土地政治以村庄、国家和市场关系调适的实践面向。土地政治奠定了乡村善治的基础,弥合了道德政治与道义政治的分离,孕育了农民的政治主体性。沿着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脉络,土地秩序沉淀的政治能量逐渐导入政治整合的轨道,农民得以超越土地之“私”的束缚,获得人民性的公共属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主体。土地政治是一种实践性政治,展现了极大的包容性、能动性和适应性。在乡村社会变迁和治理转型过程中,需要着眼于土地秩序,立足土地政治的实践机制,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这是基层善治的可行之道。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理想的农村实践,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组织形式,为保护农民权益、促进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本文从价值、功能、执行和结构四个维度探讨制度特征,就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仰、制度设置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展开讨论,并提出我国农村集体成员身份制度四个方面的本质特征。研究结论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坚定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信心,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历史的种子,决定今天的基因;基因的现状,预示生命体的未来。杭州成为古来“东南第一州”和现代“生活品质之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它具备了中华文明产生和延续的典型条件,秉承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聪明才智,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品质和经典成果,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和深邃魅力。杭州的文明发展历程和历史基因,不仅在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塑造筋骨、凝聚精神、催人勤勉、教人生活的引领作用,而且它与中华文化血脉相连,成为展现中华文明的一扇明亮“窗口”。

在大力贯彻落实数字中国战略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以推动政务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议题。本文基于TOE分析框架,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考察和识别数字技术赋能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财政支持度以及公民需求度对数字政务发展质量的提升效果最为明显,老龄化程度、公共服务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为进一步释放数字技术赋能效应,促进政务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议采用的政策响应举措包括:加大数字人才培养力度,打造高素质数字人才队伍;全力破除“信息孤岛”,持续扩大数据开放与共享力度;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投入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秉持正确的数字技术观,科学合理地规避“数字陷阱”;恪守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增强数字政务服务的友好性。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行政问责力度不断增大,震慑作用持续增强。然而,问责与避责是一对孪生概念,问责的高强度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政府官员避责行为的发生。为激励政府官员主动担当尽职、有所作为,容错纠错制度应运而生,并与行政问责共同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从新制度主义的制度与行为相互关系理论来看,行政问责与容错纠错实质上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基层政府官员从避责到担责的行为演变也是处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作出的行为选择。而要切实实现基层政府官员从避责到担责的行为转变,还应从制度建构的角度充分实现行政问责制度与容错纠错制度之间的合理均衡。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诞生给就业市场和劳动者带来了深刻影响,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社会焦点。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从技术性替代、组织性替代和分工式替代三个层面对劳动要素进行替代,从而对就业市场产生了直接冲击。同时,作为一项标志性的技术革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替代传统岗位的同时,也发挥了补偿效应和新生效应,创造了大量新兴岗位。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对劳动者和就业市场产生了综合效应,深刻改变了社会就业结构,在长期内拓宽了就业市场的增长空间。综合三重效应,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会推动中国就业市场实现结构调整和质量变革。因此,中国需要积极推进新型“轮岗制”的应用,促进劳动力在产业和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强社会保障和维持劳资关系和谐,以更好发挥新兴人工智能技术对优化就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正向作用。

“斯密难题”自提出后,关于其是否存在,一直争议不断。虽然在斯密本人的理论体系中,利己与利他的矛盾被证明是不存在的,但这种不矛盾是缺乏现实基础的一种调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谓人的利己或利他本性均不符合客观实际,人本质上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不能从个人道德、主观动机出发,而应该从个人所面临的既成的社会关系的角度去探究;利己与利他的对立是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分裂的产物,但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利己不等于自私,利己与利他对立时选择侵害别人的利益满足自己的利益才是自私。利己与利他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极点,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是其最典型的体现。利己与利他之间对立的消除,不能靠道德说教,而应该消除其物质根源。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厘清利己与利他的关系,不仅能跳出斯密本人的体系审视“斯密难题”,也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这一精辟论断源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必须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自觉,源于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作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唯一正确道路的科学选择。上述论断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秉持一种整体性的现代化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呈现出的历史整体性、逻辑整体性与实践整体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与党建的全面部署和推进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健全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等五个方面体系的明确要求。目前来看,要正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内涵,还需要深入研究思考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定位、构成和提升三个基本问题。其中,尤其要从体系的性质、重要性、相互关系以及体系效能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基础地位;从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和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视野拓宽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范围;在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相互结合、正确把握依规治党激励和约束有机统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提升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水平和效能。

村级议事协商作为协商民主在农村基层的一种重要实践形式,亟待由传统的行政主导模式向党建引领的多元共治新格局转型,以破解当前“制度有效、程序低效”这一实践难题。本文以“结构—行动—价值”为分析框架,通过深入研究皖北D村的“板凳会”案例,揭示了这种村级议事协商模式如何有效地将多元主体融合为一个稳定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并展现出“行政效率高、程序规范”的积极互动局面。研究解释了村级协商议事体系的内在运行逻辑:结构健全构筑了党建引领村级议事协商的基础;行动规范重塑了村级议事协商的流程;价值共创实现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要推动村级议事协商体系更加成熟与高效发展,需要精准把握乡村社会的主要特征与议事规则,平衡好民主协商与基层治理的良性关系:首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强化党建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其次,补齐制度短板,充分释放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潜力;再次,加强主体能力建设,提升协商政治素养;最后,重塑价值观念,强化协商民主价值认知。

在体制压力与属地治理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县域体制在组织和制度层面实现对条块结构的再集中化,以期强化体制的整体性和行动效能。从信息沟通视角理解县域行政统合,以T县“政府重点项目办公室”为案例,研究发现:以党委决策层为中枢所建立起来的信息沟通体系,是对既有地方官僚组织内常规文书系统的有效整合和改造,提升“上传下达”行政效率;县域体制强化行政过程中信息沟通这一环节的重要性,使得党政官僚组织内部的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能够有效衔接,在维持功能清晰的基础上能够实现核心意志的有效介入和持续性建构。以信息沟通为基础的行政控制策略,即信息控制权的凸显,是基于党的主导性背景下对职能分立组织架构的有效整合、功能重塑和过程优化,体现出中国党政体制在制度调整上所具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是党政体制在制度层面所具备的韧性的体现。

社区公共物品项目化供给难以精准,“去行政化”论争日益激烈。通过个案追踪,发现地方政府主动嵌入“参与式讨论”项目,寓服务于协商民主场景,动员多元行动者参与协商生成同意议题。文章引入动员与协商民主理论,建构“协商式动员”分析框架,解释协商民主促成社区公共物品精准供给的项目动员机制:协商民主制度嵌入项目以利益联结、互惠合作网络激励动员居民广泛参与;协商议程规则设定构造规范约束动员居民有序参与。协商议事单元下沉楼组保持适度规模,精准识别居民需求偏好;协商议事以公平、正义价值理念为引领动员多方参与协商促成议事结果落地;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效破解居民个体偏好制度化吸纳渠道缺失困境;识别与引领机制有效破解居民个体偏好与集体偏好难以达成共识的集体行动困境。地方政府“制造同意”在国家权威主导与公众自愿同意之间建立制度化对接渠道,构造了科层制、项目制与协商制优势叠加的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路径。

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及物质财富积累,对全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最优化思想为指导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忽略了经济伦理问题,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伦理困境,集中表现为收入差距拉大与社会阶层对立、自然资源枯竭与生态环境恶化、人权侵害与性别歧视、殖民掠夺与霸凌主义等方面。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引的中国式现代化很大程度上能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个人伦理、企业伦理和国家伦理层面的缺失,推动人类现代化道路中经济伦理的重构。以中国特色的经济伦理体系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倡导低碳环保,深入践行生态文明;整顿规范市场秩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调整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倡导新型全球化。

加强和改进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政治统一、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的重要保障。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完善巡视制度以及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等举措,有效强化了制度的执行力,显著加大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力度,特别是在监督主体的权威性、监督制度的科学性、监督责任的适配性、监督频次的经常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逐渐趋于完善。然而,这与监督主体的专业性、监督对象的全面性、监督成本的适当性等目标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通过增加巡视巡察的频次、激励网络举报、定期开展业务学习、强化党支部监督和谈话监督等制度建设和工作措施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诚信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环节。诚信文化是抑制和约束资本逐利本性的道德堤坝。守诚信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道德标识。个人诚信缺失引发现代伦理困境、商业信用危机破坏现代市场秩序、基层政府公信力流失诱发“塔西佗陷阱”是诚信风险的主要体现,可从社会转型、制度滞后、信息技术双刃剑效应等方面探析根源。化解诚信风险应以重塑与厚植诚信理念为思想立基点,以优化社会信用体系为现实发力点,以建构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为有力支撑点,以完善诚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为关键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