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学生考编热情不断升温,该现象对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行业创新效率产生一定消极影响。本文利用202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CSS) ,运用明瑟方程与倾向评分匹配方法,从微观角度对比体制内外从业者工资收入和工作生活满意度的异质性,对“考编热”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体制外工作在收入、社会保障和工作生活满意度方面均无显著优势,不仅难以吸引择业者,甚至还会产生“排斥力”,具体表现为:体制内从业者工资收入高于体制外,但考虑非工资收入后二者年总收入无显著差异,但体制内所提供的工资溢价、社会保障以及较高的工作生活满足感使得体制内就业仍然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

街头摊贩是城市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常被视为城市治理的重点与难点。以往研究未能充分揭示街头行政与街头摊贩冲突的根源。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指出两者冲突的深层机制源于城市空间的生产逻辑。以浙江省杭州市Y区A城为研究对象,运用城市化历史资料和摊贩半结构化访谈资料,剖析城市空间的生产逻辑如何塑造治理冲突。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和行政国家构成政府推进城市化的双重逻辑,共同塑造了资本运作与规制力量耦合的空间生产联盟,使得空间商品化与秩序化。该联盟打造的“正规空间”与摊贩自发形成的“非正规空间”存在本质对立,导致压制性政策成为常态。然而,这一空间生产联盟内含深刻的悖论:城市化进程必然伴生街头非正规经济,支撑资本积累与流通的城市生产—分销体系本身嵌合了正规与非正规环节,以及该联盟实际上依赖并从街头非正规经济中间接获益。街头非正规经济的不可避免性和重要性要求城市政府转换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超越对正规与非正规的二元划分,转而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治理策略。本文阐明了压制性政策的根源及其内在矛盾,为构建包容、可持续的街头经济治理模式提供了学理依据与实践方向。

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推进城乡融合、构建优质均衡公共服务体系的战略选择。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作为其核心实施路径,秉持“城乡融合、县域统筹”的治理理念,依托“制度标准并轨、资源合理共享、功能有效衔接、发展可持续”的贯通机制,为破解农村公共服务发展难题提供了创新视角。实地调研显示,当前县域教育、医疗、养老等基础公共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县乡村三级服务满意度差异系数稳定在合理区间,基础性公共服务网络框架已基本成型。然而,需清醒认识到,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从理论构想转化为实践效能仍面临三重现实瓶颈:在制度层面,存在服务标准体系碎片化、权责配置边界模糊等系统性缺陷;在资源层面,呈现要素流动阻滞、空间配置失衡等结构性矛盾;在能力层面,遭遇专业化支撑不足、数字赋能滞后等效能性制约。针对这些堵点,建议实施“五位一体”优化路径:通过功能定位精准化实现服务网络重构,以标准体系规范化促进质量升级,借助资源配置智慧化推动要素流动,依托平台建设集成化强化服务效能,依靠制度创新协同化激活治理动能,最终构建起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面对年均1亿立方米以上的木材缺口和超过50%的对外依存度,我国启动国家储备林(以下简称“国储林”)项目以重构本土木材供给体系。本文以国储林项目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建设的市场供求逻辑。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年均木材缺口大、对外依存度高,且国内森林资源总量少、质量低,难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下木材刚性需求增长与结构升级要求。国储林项目通过科学规划与集约经营,定向培育珍稀和大径级用材林,构建多元木材供应体系,缓解木材供给的结构性矛盾。第二,我国林业生态产品供给数量与质量均不足,且林业产业在支撑区域经济和林农增收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呈现“大资源、小产业”特征。国储林项目通过优化林分结构、提升森林质量,增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满足社会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第三,国际林木市场存在价格波动大、政策变化多、供应链脆弱等不确定性,加剧我国木材进口风险。国储林项目通过建立本土资源储备体系,降低对进口木材依赖,增强国家木材安全保障与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因此,一要精准破解国内木材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构建安全韧性的本土供应体系;二要系统提升林业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促进生态保护与产业经济协同发展;三要主动应对国际林木市场不确定性,增强国家木材安全保障能力。

党的自我革命自2016年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以2016—2025年CNKI收录的1570篇北大核心和南大核心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期刊论文数据为样本,利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绘制知识图谱可知,党的自我革命研究成果总体呈增长趋势,2021年以后发文量迅速增长;不同作者、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少,尚未形成稳定持续的核心作者群;研究主题聚焦在党的自我革命的价值意蕴、生成逻辑以及制度规范体系等方面。现有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仍存在学科视角单一、实践指向性弱以及国际视野有待拓展等问题。未来应从推动学术视角及研究方法创新、推动理论向实践转化以及拓宽研究国际视野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研究。

“技术—组织”关系是理解基层数字治理转型过程中民众诉求“超量”、制度承载“超负荷”、组织运行“碎片化”等现实困境的重要视角。技术与组织二者间的协同演化关系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内在统一,为深入解析基层数字治理变革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支撑。本文以山西省G市“民意高效办”改革为例展开分析发现,技术与组织的协同进化整体表现为“外部环境变革的刺激→嵌套回应的双向重塑→协同调试的模式迭代”三个阶段的互构过程,技术与组织的优化迭代,在多轮次的组合演化过程中得以实现,由此推动基层数字治理模式由“诉求响应”的“回应型”治理,转向“源头前瞻”的“主动型”治理。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协商民主与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制度性耦合,为破解城市基层治理困境提供了有效路径。文章构建了“结构调适—过程优化—功能迭代”分析框架,基于对典型城市社区的深入案例研究,系统剖析了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运作机理。研究发现,案例社区的协商民主体系遵循“政党适应性调适—制度韧性培育—治理效能生产”的递进逻辑,实现了从制度整合到过程优化,再到功能实现的全链条贯通。研究建议:通过“组织再造—能力重构—技术赋能”的三维路径进行系统优化,以健全城市基层协商民主体系,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空间格局是体现基层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向度,与社会空间结构和基层治理实践密切关联。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社会空间发生了多层面的结构转换。相应地,中央和地方对基层治理空间格局进行了创新性的实践探索,推动着基层治理空间格局的根本性转换。“一体三类多态”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治理空间格局重构的目标模式,“一体”指基层治理的基本治理一体化,“三类”是在基本治理一体化的基础上分别建构城镇、乡村、特殊社会区三类基层治理模式,“多态”则基于不同治理条件探索基层社会单元治理的多样化实现形态。“一体三类多态”格局是一个多层级复合的立体结构、多类型融合的三元结构、多形态统一的包容结构,形成了多层级、多类型相统一的立体型基层治理空间格局,呈现出超越传统城乡二元治理的创新性和独特性。

在“两个结合”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的重点内容。“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大法宝,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飞跃的显著标志,也是新征程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路径。以“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应当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规律的认识,加强对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继续回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六个必须坚持”是新时代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守正创新,是“两个结合”的具体体现和实践要求,是贯彻落实“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科学方法。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本文依托2010—2022年间中国省级层面的动态面板数据,深入探究了农村产业融合与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产业融合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村产业融合通过打破城乡要素流动壁垒、推动城乡资源优化配置,间接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进而切实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本文异质性分析揭示农村产业融合在生态功能区更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此应聚焦于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的合理配置,因地制宜发展农村产业融合,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均衡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参考和实证依据。

如何提升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效,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之一。相关研究虽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在微观层面,特别是对运行机制与内在逻辑的分析领域,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本文通过构建嵌入式统合分析框架,深入考察皖南Z村的典型实践,旨在揭示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创新逻辑。研究发现,基层党建通过政治嵌入、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认知嵌入这四维“嵌入式统合”机制,在优化治理资源配置的同时,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有序互动与协同联动,进而促成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有机耦合。嵌入式统合机制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行,关键在于基层党组织依托势能下沉、体制保障、情感互动与价值生产这四重逻辑,将无序分化的治理主体与零散分布的治理资源整合至统一的治理体系之中,最终实现政党意志的有效贯彻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这一双重目标。

智能化生产在促进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劳动主体性的全面消解。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简单协作化生产到数字经济时代的智能化生产,劳动主体性经历了从形式到实质再到全面系统性消解的过程。在智能化生产阶段,资本通过技能分化、时间剥削与消费异化三重机制实现了对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全方位替代,加剧了劳动者的主体性危机,具体表现为劳动者自身的片面化发展、精神生产力的持续弱化以及劳动力再生产链条的断裂。在“十五五”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应积极推动智能技术的向善管理与劳动力技能重构,保障劳动者精神再生产时间,构建人机协同的新型劳动范式重塑劳动主体性,使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投资于物”的投资模式逐渐式微,资本回报相对较高的优势空间正在收窄,投资于物正面临着急剧上升的成本挑战、产能过剩的价格挑战和结构转型的重构挑战。但经济转型带来的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满足、高端供给增长和前沿技术提供,其依靠的动力和主体都在于“人”,“投资于人”有利于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本资源优势不断释放,并构筑起未来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未来物质资本投资要围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使“投资于物”的效率不断提高,“人”的投资要围绕提高人的全面发展目标,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以“人”和“物”的互动构建起高质量发展的强驱动力。

乡村精英始终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晚近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其一,改革开放后乡村精英的形成,究竟是新精英取代旧精英,还是旧精英转化为新精英;其二,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乡村精英究竟是倾向于做上级政府的“国家代理人”,还是维护地方利益的“村民当家人”,抑或兼具双重角色的“双重代理人”;其三,乡村精英如何影响乡村发展,他们是凭借自身能力推动村庄进步,还是在资源下乡、征地拆迁等事务中被“俘获”。随着国家战略转型与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多新兴的、外来的精英开始涌现。在乡村人才振兴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和理解乡村精英,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新时代文明实践是创新基层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然而,有关其如何通过“空间重构”实现“治理增效”的微观机理仍有待深入揭示。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具有典型海岛特色的浙江省Z市为案例,构建“物质—社会—伦理”三维空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物质空间层面,通过治理资源的重组与空间结构的优化,实现了治理网络的弹性化;在社会空间层面,借助主体关系的联结与治理规则的建构,推动了基层治理的有序化;在伦理空间层面,依托文化场景的形塑与行为激励的开展,促进了治理生态的长效化。三重空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呈现出相互交织、彼此促进的协同演进关系,系统阐释了文明实践“空间重构”与“治理增效”的逻辑关系,为理解中国语境下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有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是赓续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又是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结果,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又是中华文明生命更新的结果这一新论断,是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和拓展大背景下作出的,而他在浙江工作期间,已经从省域层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辩证的再思考和再审视。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是近代以来国内外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因此,有必要从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多维视野,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新论断的重大意义。

在中国式现代化与数智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社会交往由数字化连接进一步演进为智能化协同。本文首先界定了现代化条件下社会交往高效、和谐、开放的时代新意,并揭示了数智化驱动下社交主体云端化、平台多元化、情感联结化的三大特征。围绕效率提升、范围扩展与国际互鉴三条主线,本文系统评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沉浸式媒介对交往链路压缩、弱关系拓展及跨文化沟通的增效机制;同时聚焦现实社交回避、群体认知分化和具身机器人普及等风险,剖析其对社会信任与价值认同的潜在冲击。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算法透明度监管、强化数字素养教育与构建终身学习平台等对策建议,以期为营造健康、和谐的数字社交生态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具身智能广泛应用于智能制造、无人驾驶、低空飞行等多个领域,在推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多种数据风险。在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数据传输等不同阶段,具身智能可能带来隐私数据非法收集风险、数据对齐失败风险和数据泄露风险。当前具身智能数据治理中面临不同治理目标难以平衡、回应式治理模式难以适用、传统治理工具难以奏效等困难和挑战。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建立硬法和软法相结合的治理原则,对具身智能数据风险进行分级分类治理;建立具身智能企业、训练数据平台企业和监管部门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综合运用监管沙盒、数据审计、高质量公共训练数据平台等多种治理工具进行治理。

“人工智能+”区别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具有特定理论与实践内涵。在理论上,“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在实践上,“人工智能+”反映出中国选择了强化人工智能全领域垂直应用的发展路径。“人工智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通过智能终端及智能体替代人类劳动实现生产效率提升,通过构建智能机器体系实现整个社会生产网络的智能化,通过发展垂直细分领域的专业大模型实现应用转化。“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要求培育重点应用领域的智能原生新模式与新业态、培育掌握智能原生技术的智能原生企业、培育适应智能经济创新发展的产业生态。由于“人工智能+”推动生产过程的技术变迁以及流通过程的平台化,并且深刻影响就业以及分配,因此需要塑造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具体涉及构建人工智能创新与应用体系、完善高质量充分就业保障体系、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优化平台经济常态化规制体系等。

进入新时代以来,推动数字治理创新成为地方政府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选择。现有研究大多从技术驱动论、平台驱动论或互构论的理论视角解释其发生机理,难以对地方政府推动数字治理创新的动态变化、内隐逻辑及其背后的结构性成因进行深入剖析。在引入双元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情境双元创新分析框架,并以佛山市C区社会综合治理云平台作为典型个案,探讨了地方政府推动数字治理创新的实践过程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根据组织环境的即时变化不断调适技术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灵活采取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两类不同的创新机制,其张力在政治统合、技术整合以及时间分离等协调机制的作用下得以缓和,同时兼顾了风险控制与有效治理双重治理目标。本研究为地方政府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实践框架,进一步深化了关于转型期政府行为特征的理论认识,有助于从中找寻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机制。

资源下乡背景下有诸多经济能人返乡担任村干部,理解其行为动机对优化基层治理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促进农村社会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福建省B乡多个村的调研发现,随着村庄社会关联趋于弱化和基层治理规范化,经济能人返乡治村的行为逻辑发生了转变,从积累在村社会声誉和获得在村灰色利益转变为经营县域社会资本,以争取县域发展机会。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与嵌入理论构建“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从县域社会结构观察发现,政绩化的治理格局、平台化的村庄社会、圈层化的县域生态为经济能人返乡参与村庄治理提供了制度条件、经营条件和兑换条件,使其达到社会资本经营目的。经济能人通过治村经营社会资本包含以下三个实践过程,即依托经济资本优势成为治村主体、依托治理村庄来积累社会资本、依托社会资本获得县域发展机会。经济能人参与村庄治理,既能按地方政府要求促进村庄发展,又能积极完成各类行政任务,但其行为呈现显著的“离村化”趋势,给村庄治理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优化经济能人治村路径,完善经济能人的选拔与监督机制,依托经济能人推动村庄自主发展,围绕村民自治构建民主治理秩序,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非公企业党建是改革开放以来基层党建的新领域,是依托非公企业开展、旨在实现党在非公企业组织与工作全覆盖、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工作。其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起步探索阶段,从自发到自觉的主动推进阶段,从规模以上到规模以下的全面推进阶段,从“宽松软”到“严实硬”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发展历程积累了坚持“三个有利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从企业实际出发、坚持企业党建和企业发展相互促进、坚持制度保障等基本经验,对于推进非公企业党建高质量发展以及其他新领域党建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启迪意义。

在人类的社会治理历史中依次出现了权治和法治两种治理模式,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则是建构德治模式的契机。权治、法治、德治是与人类历史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分别是这三个历史阶段中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的等级结构以及人的身份明确而稳定是权治的前提,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是法治的条件。现在,我们的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且社会运动和社会变化还处在加速化的进程中,这使得依靠规则开展治理的法治难以有效施行。人的群体生活、人的社会活动和群体性的行动,都是需要得到规范的。既然规则的规范有效性减弱甚至丧失,就需要其他的规范因素填补进来。在所有的社会规范因素中,道德是可以置换规则的选项。所以,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将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会形成一种德治模式。

非公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建设存在“范畴差异、目标协同、价值互补”的辩证关系,党建凭借政治引领、组织动员、队伍建设、制度保障优势,能够有效破解企业文化建设中系统性不足、认知偏差、资源短缺等问题。杭州临平区党建引领非公企业文化建设的探索实践,突显了“政治引领定方向、特色模式显个性、机制保障促长效”的经验特点,为新时代非公企业从强化政治引领、完善组织体系、创新实践载体、健全保障机制等多个维度深化文化建设,进而实现“党建强、文化兴、企业旺”的良性互动,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党内法规公开是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内容,将立规、知规、执规贯通起来。现有研究聚焦党内法规公开的成立理由、构成内容、实践分析、与国家法律公开的关系等议题,亟待对党内法规“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政策主张进行理论回应,深入党内法规的原则层面探究党内法规公开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理论证成看,党内法规公开原则的成立,契合党内法规的安定性价值、民主价值和程序正义价值,适应保障党员权利有效行使、深入推进党务公开的实践要求,以丰富的党内法规公开规则作为具体呈现形式。从性质定位看,在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的分类中,党内法规的公开原则属于具体原则,构成党内法规的规范性原则的下位原则。从构成内容看,党内法规的公开原则适用于党内法规公开全过程,需将公开范围从法规文本公开向前拓展至立规过程公开,向后延伸至执规情况公开。

在数字经济驱动下,技术奇点日益临近,产业组织从更新迭代转向涌现态势。结合产业生态圈理论演进,系统研究了数字经济驱动的产业生态圈涌现特征、机制,并结合地方实践进行案例解析。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通过畅通链接、构筑平台、重构逻辑等方式增强可达性、促进市场化、提升价值创造力,构成了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生态圈涌现的重要机制;纳入生态基石企业、内生创新能力、城市发展方式转变的企业、产业、区域生态位演进特征,成为理解产业生态圈涌现的有益框架;数字平台加速、微观主体互动、引导式自组织勾勒出产业生态圈涌现的重要路径。尝试结合涌现理论分析数字时代产业生态圈微观主体互动与宏观秩序形成的内在机理,可以为观察产业生态圈复杂系统动态行为提供新的视角。

土地指标跨区域流转能否促进共同富裕及社会分工结构优化、是否存在最优流转规模、其流转该遵循什么原则、其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关系等现实难题需要在理论层面给出回应。通过将土地要素内生进超边际分析框架,从区域分工合作的视角,可探讨商品、劳动力、土地指标三者在区域间流动情况的五种组合类型,求解最优条件可得出:社会分工结构的跃迁需要满足系列临界条件;劳动力跨区域自由流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土地指标的跨区域流转是实现更高水平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土地指标跨区域流转存在最优规模,其流转数量与劳动力的流动数量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些最优条件与收入提升、社会分工结构优化等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在某些条件下可兼容。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安全观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创新性融会与升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并强调“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标志着这一重要思想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十五五”规划纲要设置安全保障类指标并将其纳入约束性指标体系,部署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构建起“五位一体”的安全保障格局。面对“十五五”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复杂形势,必须以系统观念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安全根基。

干部不担当不作为,既是科层制组织固有惰性的制度投射,也是政绩观错位所引致的权力失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与各地开展了系统的专项治理。本文基于“压力—动力—能力”整体性分析框架,对当前相关地方治理实践进行分析后发现:压力传导、动力激活与能力赋能虽已形成,却分别陷入压力传导的泛化变形、动力机制的象征性运作、能力赋能的结构性短缺的困境。因此,应从压力校准、动力修复、能力重构三个层面协同发力,推动干部从“避责躺平”转向“担当作为”,实现治理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的路径优化,从根本上引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

政绩观是党的性质宗旨的集中体现,深刻影响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与“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两个命题,为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两个“最大政绩”在价值取向、实践路径和评价标准上实现了有机统一,是在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下相互转化、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厘清两个“最大政绩”的内在统一关系,对于引导各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中国”战略的根本目标在于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中国”战略的实施势必会对我国环境治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6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研究“数字中国”战略对环境治理效能的政策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中国”战略的实施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尘的排放,从而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与提升;同时,“数字中国”战略通过促进经济规模扩张显著提升环境治理效能。为进一步深化和落实“数字中国”战略,提升环境治理效能,可资参考的政策举措包括:持续推进“数字中国”战略,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力破除“数据孤岛”羁绊,完善数据共享与协同治理机制;采取“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策略,推动绿色数字产业发展;正视地区发展差异,制定更具适应性和精准性的政策举措。

在人口结构转型与智能技术革命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面临“未富先老”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双重变局。人工智能既能弥补劳动力供给缺口、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可能引发就业结构分化、收入分配失衡、数字鸿沟扩大等风险。包容性发展理论为回应这一命题提供了重要学理基础,其核心价值导向是“以人为本”。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劳资分配失衡、技能—岗位错配、数字鸿沟扩大三重现实挑战。中国在技术创新、劳资关系、社会发展领域的本土实践积累了点状探索、局部先行的宝贵经验。应对上述挑战,需要构建能力、分配、治理三维协同的包容性发展路径:以普惠性人力资本投资破解技能错配,以劳资收益共享机制矫正分配失衡,以包容性治理制度筑牢公平底线。只有将能力建设、收益共享与制度保障有机统一,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赋能人、造福人的工具,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性发展道路。

智业革命是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由新一代人工智能驱动的又一次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系统性变革,适合作为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标志性概念。“以人为中心的人机协同”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道路能够从科学、认知和实践三个维度完整理解人类智能和行为,可以比本体论的人工智能技术范式更好地实现模拟。根据人工智能前沿突破—部署应用—生态发展的分析框架,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处于较好发展时期,初步验证了基于人机物一体化智能系统的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道路可行性。我国若要成为智业革命引领者,关键在于优化顶层设计,以“智改促深改”,即以经济社会的智能化改造为契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智业革命所需要的体制机制。

当前,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为规范“能下”过程提供了基本制度依据。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从发展脉络与变迁逻辑两个层面对干部能上能下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研究发现,该制度的变迁呈现“断裂均衡”与“渐进调适”交织的复合模式,在改革开放、全面从严治党等关键节点推动下实现制度重构。但受路径依赖与利益结构制约,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进程仍面临多重阻力,其核心梗阻在于干部“能上难下”。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制度相关人—制度环境”的三维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干部“能上难下”的原因在于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执行主体和对象的行动偏差以及制度环境的结构性约束,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应从以上三方面同时发力。

制度治党是党的制度体系建设中的热点话题。通过文献计量和可视化的分析方法,采用CiteSpace软件对1988—2025年的相关成果进行分析,绘制出制度治党研究的年代分布、研究力量分布、关键词等方面的知识图谱。分析制度治党的理论内涵与内在逻辑,梳理制度治党的历史阶段演进及演变,探讨制度治党的实践探索与机制创新,分析制度治党的体系构建与未来展望,是当前制度治党研究的主要命题。未来尚需在研究思路层面,体现“有高度、系统性、精准化”的特质;在问题域层面,亟须重视不同概念之间的区分;在内容要点层面,亟须明晰制度治党的核心命题;在研究方法层面,亟须重视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然而,普惠性的供给模式难以精准匹配特殊群体的实际需求。本文以J市农民工服务供给为例,采用“微观叙事”与案例研究方法,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分析党建引领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精准配置的行为逻辑。研究发现,农民工服务供给是一种“党建引领型服务”,即在执政党高位推动下,构建公共服务合作者网络并合理配置服务资源的过程。前者(网络构建)体现为执政党嵌入政府结构所形成的多元服务主体,反映公共服务网络的结构;后者(资源配置)则是党政系统在既定权力框架内对服务资源的再分配,反映公共服务系统的互动机制。研究突破传统“需求—供给”分析中普惠性预设,以复杂系统视角阐释党建引领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逻辑,从聚焦“技术应用效能”转向追求“价值包容正义”,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注入了中国情境下的新内涵。

在全球粮食安全风险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节粮减损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全链条治理视角,在梳理总结中国节粮减损政策演进和现实治理形态的基础上,从交易成本、激励约束、能力支撑与协同治理等方面,对节粮减损面临的多重约束及其优化路径进行系统分析。中国节粮减损经历了探索起步、系统推进和长效治理三个阶段,逐步由局部减损和末端反浪费拓展为覆盖粮食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的全链条治理实践。然而,节粮减损的深化仍面临制度运行中的高成本摩擦、减损行动中的激励不相容、治理落地中的能力支撑不足以及多元共治中的协同治理困境等多重约束。进一步推进节粮减损,需要着眼长效治理,从降低全链条运行成本、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关键环节能力支撑和健全多主体协同机制等方面持续发力。

政党中心主义是与英美市场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日德官僚技术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相比较而得出的本土化理论范式。为揭示当代中国政治安全体系的运行机理,本文引入政党中心主义范式,基于合法性基础、“求治”实践逻辑及体系适应性三重逻辑,提供一套综合的分析框架。当代中国政治安全体系的运行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过程,其运作路径表现为“体制吸纳—意识形态合法性—意识形态安全”“制度整合—程序合法性—政治制度安全”“政策执行—绩效合法性—国家政权安全”三个维度。在政治安全体系运行过程中,合法性基础、“求治”实践逻辑以及政治安全要素(如政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存在某种“匹配”特征。政党中心主义为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安全体系的运行提供更具整合性的分析范式,而后者则为检视政党中心主义这一本土范式的解释力提供具体的议题情境。

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活动中形成的,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本文以中共党史党建学为视域,将其放在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中进行全面考察。在生成机理上,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内在要求,是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要求,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创造性运用。在科学内涵上,正确政绩观在价值导向上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在现实指向上,围绕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在结果导向上,要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在实践路径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贯彻“六个必须坚持”的科学方法论,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根本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粮食安全与共同富裕的协同推进,亟需以“大食物观”引领县域富民产业发展,这也是“十五五”规划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核心要求。本文立足多学科理论视角,系统阐释大食物观在食物边界拓展、发展目标跃升、发展路径融合、安全维度延伸的核心内涵,深入剖析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比较优势激活、生态经济协同、价值链重构、治理体系创新赋能县域富民产业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大食物观与县域富民产业在目标、要素、空间维度存在高度耦合性,其深度融合能有效破解县域产业同质化、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等现实困境。基于“十五五”规划视角,本文从战略定位量化、产业布局差异化集群化、“人地钱技”要素保障改革、共享型治理机制构建四个维度,提出系统性实践路径。本研究构建了大食物观与县域富民产业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完善相关领域学术体系提供支撑,也为县域产业政策制定、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推进提供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