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浙江省萌发并涌现出以强村公司模式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根据关键政策和实践案例的归纳,揭示强村公司的三重现实成因,借助自主治理理论分析其破解集体经济要素瓶颈的实践逻辑,并指出当前发展困境和优化策略。研究发现:(1)强村公司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创新形式,通过组建现代企业达成与外部资本的紧密结合;(2)强村公司内部存在异质性利益的张力,需通过界定主体权责、明晰产权结构、构建利益联结以及促成价值转化,实现乡村内生发展;(3)强村公司具有灵活的组织形式以适应市场动态,但城乡融合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模式成功的重要前提。本文研究结论能够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强村公司模式破解要素约束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借鉴。

2020年以来,在严峻的国内外危机与挑战的促动之下,以鼓励政府干预为特征的大国家思潮正式取代新自由主义,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中主导的政治经济思潮。在美国,大国家政策不仅被具有政府强干预传统的民主党政府以罕见的规模落地实施,而且大国家思潮还被传统上信奉小政府理念的共和党接纳认可,成为两党为数不多的重要共识。因此,大国家思潮的回归不会受到美国政党轮替的影响,其引致的美国新秩序将会成为持续良久的政治经济状态,其影响时长可能与新自由主义持续的时长相当。过往百年内美国政治经济思潮的变迁佐证了自由主义与大国家主义互相交替的历史规律。但必须认识到,大国家思潮并非新自由主义的完全对立面,更多的是对后者的“修正”。本质上,大国家思潮的回归体现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面对重大危机时的一种调适机制。目前,一个发展体制及逻辑与中国逐渐相仿的“新”美国亟需被重新认知,大国家体制塑造下的美国将会给中国构成严峻的发展挑战。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诞生给就业市场和劳动者带来了深刻影响,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社会焦点。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从技术性替代、组织性替代和分工式替代三个层面对劳动要素进行替代,从而对就业市场产生了直接冲击。同时,作为一项标志性的技术革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替代传统岗位的同时,也发挥了补偿效应和新生效应,创造了大量新兴岗位。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对劳动者和就业市场产生了综合效应,深刻改变了社会就业结构,在长期内拓宽了就业市场的增长空间。综合三重效应,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会推动中国就业市场实现结构调整和质量变革。因此,中国需要积极推进新型“轮岗制”的应用,促进劳动力在产业和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强社会保障和维持劳资关系和谐,以更好发挥新兴人工智能技术对优化就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正向作用。

从阶级斗争到伟大斗争的话语变化,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世界矛盾运动的新的历史特点共同决定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肩负着斗争的使命。伟大斗争赋予了这种发挥历史主动性、践行使命任务的斗争以崇高性,并以此实现了对中国共产党全部斗争实践的话语概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着力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在文化上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在经济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国际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切斗争的实践要求是: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社区公共物品项目化供给难以精准,“去行政化”论争日益激烈。通过个案追踪,发现地方政府主动嵌入“参与式讨论”项目,寓服务于协商民主场景,动员多元行动者参与协商生成同意议题。文章引入动员与协商民主理论,建构“协商式动员”分析框架,解释协商民主促成社区公共物品精准供给的项目动员机制:协商民主制度嵌入项目以利益联结、互惠合作网络激励动员居民广泛参与;协商议程规则设定构造规范约束动员居民有序参与。协商议事单元下沉楼组保持适度规模,精准识别居民需求偏好;协商议事以公平、正义价值理念为引领动员多方参与协商促成议事结果落地;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效破解居民个体偏好制度化吸纳渠道缺失困境;识别与引领机制有效破解居民个体偏好与集体偏好难以达成共识的集体行动困境。地方政府“制造同意”在国家权威主导与公众自愿同意之间建立制度化对接渠道,构造了科层制、项目制与协商制优势叠加的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路径。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立足历史方位、牢记初心使命、永葆前进动力、勇于开辟未来的集中体现。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和国家事业的伟大变革,集中体现了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政治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彰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的强烈责任担当;聚焦总结历史经验,突出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历史积累;持续开辟光明前景,充分展现洞察时代发展大势的长远战略眼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从历史主动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发掘并激发历史主动的精神动力,要求我们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充分激发党在革命道路上一往无前的无畏勇气;增强历史自觉,展现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强大力量;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中汲取非凡智慧和力量。

村级议事协商作为协商民主在农村基层的一种重要实践形式,亟待由传统的行政主导模式向党建引领的多元共治新格局转型,以破解当前“制度有效、程序低效”这一实践难题。本文以“结构—行动—价值”为分析框架,通过深入研究皖北D村的“板凳会”案例,揭示了这种村级议事协商模式如何有效地将多元主体融合为一个稳定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并展现出“行政效率高、程序规范”的积极互动局面。研究解释了村级协商议事体系的内在运行逻辑:结构健全构筑了党建引领村级议事协商的基础;行动规范重塑了村级议事协商的流程;价值共创实现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要推动村级议事协商体系更加成熟与高效发展,需要精准把握乡村社会的主要特征与议事规则,平衡好民主协商与基层治理的良性关系:首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强化党建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其次,补齐制度短板,充分释放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潜力;再次,加强主体能力建设,提升协商政治素养;最后,重塑价值观念,强化协商民主价值认知。

现代慈善工具的充分使用和组合式创新,对慈善资源配置与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以成都市金堂县 H 村社区慈善实践为切入点,深入探讨现代慈善工具在社区慈善中的作用及其实践模式。研究发现,我国社区慈善试点中涌现出来的现代慈善工具既体现面向效率和物质富裕的工具理性特征,如慈善捐赠、义诊和慈善超市等,又具备面向文化和精神文明富裕的价值理性特征,如慈善表彰、义演、志愿服务和社工站等。现代慈善工具的创新体现为两种特征的融合和螺旋式上升,经过类型学分析,形成四种组合式创新慈善工具模式:运动型社区文化重塑、培育型慈善网络构建、撬动型资金筹集创新、整合型慈善活动开展。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慈善既是手段也是目标,既是工具也是价值观。通过梳理和丰富慈善工具箱,累积有效案例库,可为全国社区慈善助推共同富裕的模式复现提供科学借鉴。

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家庭暴力问题则是妇联维权工作的重点难点。协同治理是应对多中心、复杂性、动态性和网络化趋势加剧的一种治理新范式。基于协同治理SFIC模型剖析W市妇联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发现,妇联面对起始条件成熟度低的现实困境,立足催化领导行动力、制度设计科学性、协同过程有效度,积极探索创新举措,进而实现高效治理。借势赋能是妇联突破治理困境的理性选择和现实路径,畅通制度化渠道、优化交互关系、探索创新机制、借助数智赋能是协同治理的有效策略。

大农业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核心观点是大农业之“大”的主要意蕴,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农业观是对传统农学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从继承角度看,首先是对农业的重视,一直强调农业的基础性、重要性,与历史上的农本思想有相合之处,其次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再有就是对科技的重视。从创新角度看,首先是提出了大食物观,其次是对质量的重视,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同等重视。另外,还包括农业主体多元化的思想,产业链分工、工农城乡结合,国内外结合等卓见。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农业观体现了我们对农业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突破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藩篱,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新时代的农学思想。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这一精辟论断源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必须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自觉,源于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作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唯一正确道路的科学选择。上述论断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秉持一种整体性的现代化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呈现出的历史整体性、逻辑整体性与实践整体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与党建的全面部署和推进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在社区慈善资源供给不足而企业参与不充分的背景下,探讨企业参与社区慈善的动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相交圆模型构建分析框架,借助fsQCA方法对杭州市Q社区的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社区慈善存在三种动因组合路径,分别为员工认同培育型、资源驱动—同群压力型和声誉驱动—同群压力型。前两种路径下的企业偏好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社区慈善,第三种路径下的企业偏好以捐赠的形式参与社区慈善。本研究揭示了企业参与社区慈善动因的复合性与复杂性,为激发企业的慈善参与意愿提供理论参照。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健全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等五个方面体系的明确要求。目前来看,要正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内涵,还需要深入研究思考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定位、构成和提升三个基本问题。其中,尤其要从体系的性质、重要性、相互关系以及体系效能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基础地位;从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和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视野拓宽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范围;在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相互结合、正确把握依规治党激励和约束有机统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提升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水平和效能。

“斯密难题”自提出后,关于其是否存在,一直争议不断。虽然在斯密本人的理论体系中,利己与利他的矛盾被证明是不存在的,但这种不矛盾是缺乏现实基础的一种调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谓人的利己或利他本性均不符合客观实际,人本质上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不能从个人道德、主观动机出发,而应该从个人所面临的既成的社会关系的角度去探究;利己与利他的对立是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分裂的产物,但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利己不等于自私,利己与利他对立时选择侵害别人的利益满足自己的利益才是自私。利己与利他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极点,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是其最典型的体现。利己与利他之间对立的消除,不能靠道德说教,而应该消除其物质根源。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厘清利己与利他的关系,不仅能跳出斯密本人的体系审视“斯密难题”,也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比喻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意在化抽象为形象,使事物特点更加突出。恰当生动的喻体能够使本体更加鲜活饱满。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运用多种妙喻刻画与勾勒了新时代青年的青春画像,突出和强调了青年的重要地位、发展阶段与成长特征,反映和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青年观。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青年的比喻论析并贯彻落实其中所蕴含的相关精神,对于我们进一步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必须坚持高度重视新时代青年的重要地位,深刻把握新时代青年的发展阶段,紧密贴合新时代青年的成长特征。

中国共产党突出党员党性修养、党性锻炼源自20世纪40年代初皖南事变的爆发。此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的党性教育、党性锻炼,逐步推广成为全党的整风运动,党性教育、党性修养、党性锻炼成为我们党加强党的建设的核心范畴和重要任务。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党的建设理论作了大量的理论创造和理论创新,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党性修养、党性锻炼,党性修养的标准及衡量评价党员党性的标准是什么,党员如何进行党性修养、党性锻炼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初步构建起党的党性理论体系。延安时期关于党性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产生了重大成效和深远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对新时代全党开展党性修养、党性锻炼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启示。

加强和改进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政治统一、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的重要保障。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完善巡视制度以及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等举措,有效强化了制度的执行力,显著加大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力度,特别是在监督主体的权威性、监督制度的科学性、监督责任的适配性、监督频次的经常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逐渐趋于完善。然而,这与监督主体的专业性、监督对象的全面性、监督成本的适当性等目标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通过增加巡视巡察的频次、激励网络举报、定期开展业务学习、强化党支部监督和谈话监督等制度建设和工作措施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在体制压力与属地治理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县域体制在组织和制度层面实现对条块结构的再集中化,以期强化体制的整体性和行动效能。从信息沟通视角理解县域行政统合,以T县“政府重点项目办公室”为案例,研究发现:以党委决策层为中枢所建立起来的信息沟通体系,是对既有地方官僚组织内常规文书系统的有效整合和改造,提升“上传下达”行政效率;县域体制强化行政过程中信息沟通这一环节的重要性,使得党政官僚组织内部的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能够有效衔接,在维持功能清晰的基础上能够实现核心意志的有效介入和持续性建构。以信息沟通为基础的行政控制策略,即信息控制权的凸显,是基于党的主导性背景下对职能分立组织架构的有效整合、功能重塑和过程优化,体现出中国党政体制在制度调整上所具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是党政体制在制度层面所具备的韧性的体现。

作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概念,“文化扶志”是对文化扶贫的深化和升华。它是一套在治理相对贫困与促进共同富裕的辩证框架内,依托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对扶志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旨在通过文化内化和精神塑造以激发相对贫困群体内生动力和增强其可行能力的综合性发展策略。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核精神与实践通路,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作为促进共同富裕方略中文化扶志机制设计的核心,深入解构文化扶志的“铸魂”“塑形”“赋能”三重作用机制,构建起旨在实现个体内在精神激励和可行能力提升的“人本”文化共富模型,勾勒出可持续共富的文化发展图鉴。本研究不仅为理解文化扶志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贡献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文化扶志治理策略提供了具体的实践指导。

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及物质财富积累,对全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最优化思想为指导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忽略了经济伦理问题,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伦理困境,集中表现为收入差距拉大与社会阶层对立、自然资源枯竭与生态环境恶化、人权侵害与性别歧视、殖民掠夺与霸凌主义等方面。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引的中国式现代化很大程度上能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个人伦理、企业伦理和国家伦理层面的缺失,推动人类现代化道路中经济伦理的重构。以中国特色的经济伦理体系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倡导低碳环保,深入践行生态文明;整顿规范市场秩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调整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倡导新型全球化。

诚信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环节。诚信文化是抑制和约束资本逐利本性的道德堤坝。守诚信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道德标识。个人诚信缺失引发现代伦理困境、商业信用危机破坏现代市场秩序、基层政府公信力流失诱发“塔西佗陷阱”是诚信风险的主要体现,可从社会转型、制度滞后、信息技术双刃剑效应等方面探析根源。化解诚信风险应以重塑与厚植诚信理念为思想立基点,以优化社会信用体系为现实发力点,以建构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为有力支撑点,以完善诚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为关键突破点。

在人工智能时代,政务服务正面临着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本研究通过构建“数字互动—政民互信”理论框架,揭示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数字互动通过“数字效率”与“情感感知”双重路径作用于政民互信的内在机理,为数字时代政民信任关系培育提供创新实践路径。在数字效率层面,人工智能技术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整合资源并助力智能决策,赋能政民互信;在情感感知层面,人工智能赋能情感计算技术,构建情绪识别与主动关怀机制,赋能政民互信。研究揭示了政民互信的双向信任关系,政府通过赋权、约束和反馈建立对民众的信任,民众基于制度认同、技术信赖和情感共鸣形成对政府的信任。人工智能技术在政民互信关系建构中起到重要作用,可以协同数字效率与情感感知,打造稳固的政民互信范式,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人文经济学是主张经济学“人文转向”的话语表达,它实现了科学与人文的内在交融,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世界的理解视阈。目前国内学界对“人文经济学”展开了系统研究,对人文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出场逻辑、价值意蕴、学理化阐释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人文经济学何以提出、何以必要、何以可为”等问题作出了回应,掀起了人文经济学研究的热潮。然而,目前相关研究仍处于方兴未艾之势,仍需加强、加深对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与阐释。展望未来,一是要明晰人文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以廓清“理论内涵”与“理论外延”之边界;二是要拓宽人文经济学的研究视阈,以掌握“实证”“比较”“交叉学科”等多种研究方法;三是要融通人文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以实现政策解读与实践发展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是基于人民概念提出的权力观,人民是权力的根本来源,权力以实现人民利益为目标。人民至上是新时代领导干部履职用权的思想指南和行动指南。在政商关系中,领导干部权力观异化表现出了公权私用、小权大用、权钱交易、为资本代言等诸多形态,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削弱了公共权力的权威性,污染了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扭曲了社会价值判断。权力观异化是文化、社会、制度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塑造领导干部正确权力观是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要正确认识权力的人民性、价值性、工具性和客观性,理顺从权力来源出发的溯因逻辑,强化从权力应然到权力实然的演绎逻辑。践行正确权力观,要求站稳人民立场,坚定理想信念,把握好人际交往的分寸,坦诚接受监督,有意识地增强制度执行能力。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重塑文科教育的学科边界。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赋能、学科融合、思维方式转变与伦理影响,正在改变传统文科教育模式。在技术赋能方面,人工智能开辟了从个人探索到跨学科协作的新范式,重塑了人文知识的生产方式。在学科融合方面,科技人文学科的兴起体现了文理学科在认知框架层面的深度整合,这种整合源于时代对创新型人才和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需求。在思维方式上,定性与定量研究正由二元对立向融合互补转变,数据驱动型研究范式和复合型认知资本培养成为新的发展方向。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高校的态度经历了从技术防控到规范应用,再到系统融合的演进。文科教育改革应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构建跨学科研究平台,完善分级监管与防控机制,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通过AI与人文的融合发展,培养兼具科技视野与人文情怀的复合型人才。人工智能将为文科教育插上腾飞的翅膀,开创智能时代人才培养的新局面。

作为新经济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生产逻辑和运营模式与以往的单一型互联网公司或传统工业企业存在显著差异,党建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存在不同。互联网平台企业党建是新兴领域党建的重要类型,其组织形态新、发展模式新、运行方式新。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高质量党建工作的引领。本文将生态治理结构与党建工作机制结合,构建了一个互联网平台企业党建“主体协同—价值创造—动态平衡”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D企业为个案进行扩展分析。研究揭示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党建取得的实践成效,指出了其在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多方责任边界模糊、党建资源整合效率不高、党建与业务融合不足、价值输出形式单一等制约因素,同时也指出了企业应对变化的敏捷性较弱,风险防控体系不够完善等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建立党建责任清单、构建党建资源耦合平台、拓展党建价值外溢网络、夯实党建社会责任基础、深化党组织设置创新以及提升敏捷性治理等对策建议。

我国民营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久的兴旺期。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方针政策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大力加强法治保障,因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舆论环境需要法治作为“定海神针”,因时因地制宜的政策亟待上升到法治的规范性和稳定性,约束公权力的任性需要法治的“笼子”,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思维惯性需要法治来强力矫正,法律的正确有效实施需要法治提供系统化保障。2025年5月20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它从保障公平竞争、改善投融资环境、支持科技创新、注重规范引导、优化服务保障、加强权益保护、强化法律责任等方面都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全面体现了法治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权益保护作用、服务保障作用、行为规范作用和发展引导作用。

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人工智能替代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显然,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的工作、劳动。如果说在近代工业化的进程中,机器实现了对人的体力劳动的替代,那么人工智能则能够实现对人的诸多脑力劳动的替代。但是,这种替代决不是对人的替代。人在构成、交往、行动上的复杂性决定了人工智能可以在某些方面替代人,而在许多方面却无法替代。人工智能是出现在人的世界中的。在人的世界中,它是一项技术成果,是被作为工具发明出来的,而不是人的世界中的主人。不过,人工智能替代则会对人类社会构成极大的挑战,会在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以及人的交往方式上提出变革的要求。相应地,也会对社会治理变革提出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关注文化和经济的交融互动关系,形成了系列重要论述。聚焦习近平人文经济重要论述,在生成逻辑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源发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经济与文化关系思想的承接发展,生根于中华优秀人文经济思想的丰厚土壤,汲取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经济文化建设探索的智慧经验,来自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现实要求。在理论内涵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文化与经济的交互相融为概念内涵,将人本理念视作理论基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数字文化产业、文旅业态和文化品牌四维场域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人文价值,并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在践行路径上,需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释放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潜能、挖掘城乡文旅业态发展活力、塑造地域文化品牌独特优势。分析、阐述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关注“人文经济”的思想结晶,有助于深化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重要命题,探索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

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志愿服务参与需要发挥志愿者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对常州TF志愿服务管理项目的案例分析表明,可以情感、规范、赋能、自治这四种策略塑造社区志愿者的主体性。这四种策略贯穿于志愿者主体性塑造的不同阶段,既各自发挥作用又相互交融。每种策略背后隐含着专业逻辑和自主逻辑,这两种逻辑并存交织、层次递进,有效塑造了社区志愿者主体性。上述发现从微观视角深化了现有关于志愿者主体性塑造的研究,为推动社区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利益冲突和不良社会行为的客观存在,亟待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整合机制加以协调和引导。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整合机制存在于自组织运行、交互式运行和泛在化运行这三种运行样态中,呈现出动态性、复合性、包容性和能动性特征。从实践展开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整合机制体现为政治整合、利益整合和规范整合三个方面。政治整合包含政治认知整合、政治情感整合和政治参与整合,旨在凝聚政治共识、汇聚政治力量;利益整合以动态调适、社会动员和价值引导为实现方式,分别对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显性利益与隐性利益进行整合,旨在化解矛盾冲突;规范整合分为硬性规范整合和柔性规范整合,旨在调控个体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从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样态看,通过纵向阶梯式整合、横向辐射式整合和立体网格式整合等优化进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整合机制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基于人工智能发展演变的现状和内在逻辑,从技术与社会互动互构的分析视角入手,辨析人工智能发展的本质意涵在于以功能替代助推主体发展和社会发展。在匡正当下人工智能发展中存在的认知偏差方面,阐述“对人工智能的‘可为能为’不必预设拔高”“对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不应夸饰误导”以及“对人工智能的‘替代量级’不可判定失当”的观点。为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进一步概括提出包含“彰显人类的主体地位”“明晰治理的价值理念”“突出治理的目标侧重”三方面核心内容的治理融入策略。

伴随启蒙理性的张扬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国家与社会从传统形态走向现代构型,现代化遂成为政治与制度演进的根本主题。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变迁与治理挑战,现代国家如何实现“人即目的”的价值诉求,依然是国家政治发展和治理变革无法回避的核心命题。对此,需要回到政治哲学的元问题进行融通对话,从人文与理性的双重变奏深层思考现代国家治理的叙事逻辑,厘清现代治理中自由、秩序与公共性的结构性张力,为理解当前治理困境中的制度选择与价值指向提供新的视野与阐释框架。同时必须认识到,现代国家成长应超越单一理性工具的逻辑,回归公共理性与人文性的整合,以实现对人的尊重、权利的保障与政治善的追求。

政治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是有效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问题,形成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根本举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探索与思考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理论根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进程构成了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演进脉络;从时代价值来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是夯实党在农村执政基础、巩固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长效化的关键之举,是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抓手,是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保证。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在产业园区、专业市场、商圈、楼宇等区域打造嵌入式政务服务驿站,是实现服务供需匹配、推动政务服务改革任务落地见效的鲜活实践创新。本研究以杭州市G区商务社区为典型案例,基于功能集成与多跨协同的分析框架,研究驿站的服务适配机制,发现服务供需适配通过功能集成与多跨协同两个相互依存的过程实现:一方面,以需求为导向搭建驿站,整合政务服务、市场服务与社会服务,实现功能集成;另一方面,依托驿站开展主动靠前服务,链接资源,多跨协同,促进多方合作,实现供需精准动态适配。嵌入式政务服务驿站提高了服务的精度、深度和广度,为我国其他地区的政务服务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国的政策试点在促进政策创新、减少改革风险等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在政策试点过程中,“选点”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但当前对于试点地区的选择过程和影响因素的讨论仍不充分。为探寻中央“选点”的影响因素及其逻辑,文章构建了“政策创新能力”“区域发展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的三维度理论框架,并用csQCA对农地入市试点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央“选点”的影响因素呈现四种组态,其“选点”策略包括“驾轻就熟的改革生力军”“稳中求胜的自主创业者”“舍短取长的创新排头兵”和“百折不摧的政策破风手”四种类型。文章揭示了多重因素对“选点”的复杂影响机制和深层逻辑,有助于拓展政策试点的过程性知识,丰富对中国政策风格的理论想象。

国有企业兼具了企业性和公益性双重特性。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八大以前,国有企业改革都倾向于淡化国有企业的公益性特征,在改革的价值取向上倾向于单纯的利润最大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价值取向转向追求利润与履行战略使命(社会责任)的二元特性。党的二十届三中提出的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体系、分类考核评价以及增加值核算,为落实这一价值取向、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了基础。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需要平衡好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关系,以增进国有企业改革价值取向的实现。在政策建议层面,应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关切现实需要、关注核心主业等。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确认的过程。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深远价值与实践路向,必须将“现代化”的普遍性置于中华文化主体性基础上,把主体性建构内蕴于“现代化”之中。从出场叙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主体性再书写和马克思主义赋能中华文化主体性从式微走向复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主动探索的一条现代化道路。从内涵叙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通过遵循文化主体性发展规律的自主认知叙事,摆脱以排他性为叙事基调的包容发展叙事,彰显文化主体性价值引领的主体自觉叙事,实现了民族主体性的表达和确证。从叙事实践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以中国为价值”“以中国为实践”和“以中国为思维”的叙事视角,为文化主体性能动要素作用发挥提供了中国方案。

政府组织机构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百年精兵简政和政府机构改革演变历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遵循着基本发展逻辑,特别是以党的理论为指导确定机构改革战略和价值导向的政治逻辑,围绕中心任务和使命推进改革的社会逻辑,从政府内部结构改革到国家治理体系下全面改革的国家战略逻辑。在此基础上,政府组织机构体系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组织机构改革现代化的领导,把握住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条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性的价值导向,坚持依法治国方略下的政府机构体系法治化路径。

试点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机制,在提升政策质量、动员下级政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政策是试点治理的重要载体,由此形成的政策试点通过制度、知识和行动三个条件的支持实现有效运行。进入数字时代后,数字空间中的大量事务急剧涌现,建立在实体空间基础上的政府治理机制面临诸多挑战,政策试点所依赖的制度、知识和行动条件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基于政策检验而开展的试点治理旨在推动政策渐变,难以胜任数字时代的公共治理变革任务。制度、知识和行动条件的变化驱动试点治理开始向以公众需求引领和体验优化为导向的场景试点方向发展。与政策试点相比,场景试点呈现出从政策渐变到需求引领的内容拓展、从分级推动到内外协同的主体拓展、从政策经验总结到用户体验优化的价值拓展三个发展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