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精神是立足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精神凝练和价值萃取,是改革精神和开放精神在不同时段的有机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攻坚克难、敢于担当”的改革精神元素,与“海纳百川、互利共赢,命运与共、共同价值”的开放精神元素,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精神的科学内涵。改革开放精神是改革开放实践的价值凝练,不同时段、不同领域、不同主体的改革开放实践共同铸就和发展了改革开放精神的丰富内涵。改革开放精神既具有民族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升华,又具有时代性,是改革时期各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集中凝练,同时也是推动持续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精神动力。

从社会出发,借鉴关键节点和复线历史分析范式,可以摆脱复杂含混的概念与问题,从而将社会图景与历史视野勾连起来,从复线而非单线,从长时段、整体性而非短期性、碎片化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社会建设。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中,新中国社会建设在社会革命逻辑、现代化逻辑和民族复兴逻辑主导下,呈现出人民解放与社会整合、人民富裕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幸福与社会振兴的历史性变奏。对于社会建设复杂性与整体性的呈现和阐释,需要在整合大社会与小社会的基础上,嵌合进大问题与小问题、大传统与小传统、大治理与小治理、宏大叙述与微观研究、理念与经验等关联性视角,从而为未来社会建设提供学理支撑和实践指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历了激发民众自觉以巩固新生政权、解放人民思想以促进国家发展、凝聚精神力量以实现民族复兴三个发展阶段。总结这三大阶段中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的基本经验,即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方向、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革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把握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规律、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原则,对于新时代推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具有极其宝贵的借鉴价值。进入新时代,需要厘清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基本经验的内在逻辑,沿着理论、历史、现实、技术、价值这五大逻辑理路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经济学的生成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吁求。人文经济学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经济思想,总结和提炼文化经济运行规律,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创新性认识,深化了人们对文化经济运行的成因、功能以及内在规律的理解。在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中考察人文经济学,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特色:立足唯物史观,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话语体系;面向高质量发展,坚持创新中突破西方经济学局限;以共同富裕为旨归,强调包容性经济增长;聚焦人文因素,创造经济发展新空间。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光辉旗帜,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根本命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发展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前,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通过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争得人民民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民主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为发展人民民主而不懈奋斗,相继走过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构人民民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创新人民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升华人民民主的不平凡历程。争得人民民主、建构人民民主、创新人民民主、升华人民民主,有机联系、相得益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辉煌历程,绘就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宏伟蓝图,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宽广的发展前景。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凸显着“两个结合”的深刻意蕴。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角度来审视,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内含“天人合一”理念的生产力,是一种具有“万物并育”内涵的生产力,也是一种体现“化成天下”特点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集人文与经济、科技与生态、道德与生产、管理与创造于一体的新型生产力。由此,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描画中国式现代化宏大盛景的过程,在经济运行系统中充分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使其迸发出饱含人文经济形态的发展新质态。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发展,县域层面形成了城镇、乡村以及城乡互嵌融合的差异性基层治理空间,原有的基层治理运行机制面临着新挑战。为了适应新时代开放多元社会治理现代化新形势,需要在厘清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相关概念关系以及梳理中国县乡治理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基础上,分析新时代中国县乡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条件变化以及地方创新与区域差异,围绕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从治理主体、实现路径和价值目标三个维度,健全以县级党委领导为核心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县乡治理现代化运行机制,探索“县乡一体、分类治理、多样实施”的县乡治理现代化实现路径。

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将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男女平等写在自己矢志奋斗的旗帜之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乡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基层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乡村社会整合与重构,我们党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妇女解放运动。《婚姻法》的颁布将妇女从婚姻、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有了平等地位;《宪法》《选举法》的颁布赋予了妇女最基本、最重要的民主政治权利,确保了她们的政治地位;获得土地,参加集体劳动,同工同酬,让她们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乡村教育和扫盲运动,结束“睁眼瞎”的历史,为乡村妇女解放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基础;革除婚姻陋俗,不断形成乡村自由婚姻的新观念、新习俗,为乡村妇女解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我们党领导的这场乡村社会妇女解放运动富有中国特色,又卓有成效,无论是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对党的妇女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右翼民粹主义已成为当代欧洲政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日益成为欧洲国家在民族国家疆界之外构建和联系 “人民 ”的跨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从民族民粹主义向文明民粹主义发展,不仅使用传统的“我们”对抗“他们”的民族主义言论,而且强调文化、文明和宗教认同,加剧了国家内部、国家之外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引发了关于跨国主义、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讨论,从而打破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潜在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经济不安全、文化焦虑和移民等问题助长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反映了身份和集体意识的重新配置,以应对全球的不确定性。数字技术的兴起和人工智能应用的迅猛发展只会加剧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在地方、跨国和全球范围内的影响。

公务员平时考核是公务员考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现代公务员考核随时代发展要求,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在公务员考核法律法规体系指引下,杭州市司法局公务员平时考核工作随之持续深化,形成可操作、可推广的公务人员平时考核的运行机制及实践方案。本文通过考察杭州市司法局案例,剖析公务人员平时考核工作体系的变迁特点及优化路径。该案例表明,完善平时考核规则、加强平时考核监督、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是完善公务人员考核体系的重要组成,可更真实、客观地考核评价公务员的综合表现,有助于激励打造一支高素质现代化的公务员队伍,树立干部队伍争先创优、实干实绩的鲜明导向,从而有效夯实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的初端基础。

互联网市场高速发展在促进网络经济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治理乱象和市场失序,对传统的政府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其中,秩序结构与发展活力构成了互联网市场发展的两个基本变量。本文建立一个“秩序与活力”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互联网市场平台企业行为的逐利性与自我规制的公共性、平台企业双边市场结构与政府规制脆弱性、平台企业的动态化创新与政府合规性监管之间的多重张力,共同影响了互联网市场发展活力与传统政府监管秩序的均衡状态。对此,需要寻求一种兼顾政府监管、市场规范以及信用机制协调互动的新型合作治理模式,强化政府监管互联网市场的外生秩序,加强行业自律规范互联网市场的内生秩序,健全互联网市场的信用监管机制,创新互联网市场功能型规制的敏捷治理策略,实现互联网市场发展寓活力于秩序之中的良好目标。

党的自我革命,是指党在自身建设领域开展的深入反思与改革。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旨在有效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升党的领导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具有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也有明确的应然与实然所指。党的自我革命必须正视认识上的不足、制度上的短板以及现实利益的束缚等现实挑战,完善动力机制,并积极探索当前的突破点,构建长效机制,以保障党的自我革命顺利推进。

党的自我革命“九个以”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理解、增强贯彻落实“九个以”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还有助于充分提升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能力与水平,可谓意义重大。“九个以”既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又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更彰显着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九个以”包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从历史层面上看,它总结提炼了百余年来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集中回答了新时代“怎样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时代课题;从理论层面上看,它原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基本概念与党的自我革命的逻辑关系、拓展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从实践层面上看,它为实现党的长期稳定执政目标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为世界其他政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要在坚定政治引领、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环节中全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将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从而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教育、科技、人才互为供给侧之补充、需求侧之支撑。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涵养高水平人才资源、培育科技创新动能、提供高水平教育保障。当前,我国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仍存在现实困境,具体表现为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价值理念有待塑造,制度体系尚待完善,相关机制仍需畅通。因此,势必要通过摒弃落后价值理念、破除制度体系藩篱、畅通相关机制运作以打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堵点卡点,更高水平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土地秩序是土地政治的起点。不同于土地政治的权利起点,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过程具有土地秩序调控的政治意涵,维系了农民与村庄、国家和市场的均衡关系,赋予土地政治以村庄、国家和市场关系调适的实践面向。土地政治奠定了乡村善治的基础,弥合了道德政治与道义政治的分离,孕育了农民的政治主体性。沿着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脉络,土地秩序沉淀的政治能量逐渐导入政治整合的轨道,农民得以超越土地之“私”的束缚,获得人民性的公共属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主体。土地政治是一种实践性政治,展现了极大的包容性、能动性和适应性。在乡村社会变迁和治理转型过程中,需要着眼于土地秩序,立足土地政治的实践机制,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这是基层善治的可行之道。

历史的种子,决定今天的基因;基因的现状,预示生命体的未来。杭州成为古来“东南第一州”和现代“生活品质之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它具备了中华文明产生和延续的典型条件,秉承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聪明才智,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品质和经典成果,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和深邃魅力。杭州的文明发展历程和历史基因,不仅在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塑造筋骨、凝聚精神、催人勤勉、教人生活的引领作用,而且它与中华文化血脉相连,成为展现中华文明的一扇明亮“窗口”。

近年来,杭州市先后提出了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和中国式现代化城市范例的发展目标。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就是要在人口持续净流入的背景下,将杭州建设成为全体市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就是宜居宜业宜商的幸福城市。为建设“幸福杭州”,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和中国式现代化城市范例,杭州应率先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近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试点改革突破:率先开展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一致性评估,以形成“构建长期主义宜商环境”;率先试点更深层次的家庭与个人相结合的所得税申报;率先提出相对贫困标准并帮扶城乡相对贫困人口。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理想的农村实践,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组织形式,为保护农民权益、促进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本文从价值、功能、执行和结构四个维度探讨制度特征,就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仰、制度设置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展开讨论,并提出我国农村集体成员身份制度四个方面的本质特征。研究结论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坚定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信心,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大力贯彻落实数字中国战略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以推动政务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议题。本文基于TOE分析框架,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考察和识别数字技术赋能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财政支持度以及公民需求度对数字政务发展质量的提升效果最为明显,老龄化程度、公共服务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为进一步释放数字技术赋能效应,促进政务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议采用的政策响应举措包括:加大数字人才培养力度,打造高素质数字人才队伍;全力破除“信息孤岛”,持续扩大数据开放与共享力度;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投入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秉持正确的数字技术观,科学合理地规避“数字陷阱”;恪守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增强数字政务服务的友好性。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诞生给就业市场和劳动者带来了深刻影响,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社会焦点。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从技术性替代、组织性替代和分工式替代三个层面对劳动要素进行替代,从而对就业市场产生了直接冲击。同时,作为一项标志性的技术革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替代传统岗位的同时,也发挥了补偿效应和新生效应,创造了大量新兴岗位。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对劳动者和就业市场产生了综合效应,深刻改变了社会就业结构,在长期内拓宽了就业市场的增长空间。综合三重效应,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会推动中国就业市场实现结构调整和质量变革。因此,中国需要积极推进新型“轮岗制”的应用,促进劳动力在产业和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强社会保障和维持劳资关系和谐,以更好发挥新兴人工智能技术对优化就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正向作用。

2020年以来,在严峻的国内外危机与挑战的促动之下,以鼓励政府干预为特征的大国家思潮正式取代新自由主义,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中主导的政治经济思潮。在美国,大国家政策不仅被具有政府强干预传统的民主党政府以罕见的规模落地实施,而且大国家思潮还被传统上信奉小政府理念的共和党接纳认可,成为两党为数不多的重要共识。因此,大国家思潮的回归不会受到美国政党轮替的影响,其引致的美国新秩序将会成为持续良久的政治经济状态,其影响时长可能与新自由主义持续的时长相当。过往百年内美国政治经济思潮的变迁佐证了自由主义与大国家主义互相交替的历史规律。但必须认识到,大国家思潮并非新自由主义的完全对立面,更多的是对后者的“修正”。本质上,大国家思潮的回归体现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面对重大危机时的一种调适机制。目前,一个发展体制及逻辑与中国逐渐相仿的“新”美国亟需被重新认知,大国家体制塑造下的美国将会给中国构成严峻的发展挑战。

在城乡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浙江省萌发并涌现出以强村公司模式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根据关键政策和实践案例的归纳,揭示强村公司的三重现实成因,借助自主治理理论分析其破解集体经济要素瓶颈的实践逻辑,并指出当前发展困境和优化策略。研究发现:(1)强村公司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创新形式,通过组建现代企业达成与外部资本的紧密结合;(2)强村公司内部存在异质性利益的张力,需通过界定主体权责、明晰产权结构、构建利益联结以及促成价值转化,实现乡村内生发展;(3)强村公司具有灵活的组织形式以适应市场动态,但城乡融合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模式成功的重要前提。本文研究结论能够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强村公司模式破解要素约束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借鉴。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行政问责力度不断增大,震慑作用持续增强。然而,问责与避责是一对孪生概念,问责的高强度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政府官员避责行为的发生。为激励政府官员主动担当尽职、有所作为,容错纠错制度应运而生,并与行政问责共同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从新制度主义的制度与行为相互关系理论来看,行政问责与容错纠错实质上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基层政府官员从避责到担责的行为演变也是处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作出的行为选择。而要切实实现基层政府官员从避责到担责的行为转变,还应从制度建构的角度充分实现行政问责制度与容错纠错制度之间的合理均衡。

村级议事协商作为协商民主在农村基层的一种重要实践形式,亟待由传统的行政主导模式向党建引领的多元共治新格局转型,以破解当前“制度有效、程序低效”这一实践难题。本文以“结构—行动—价值”为分析框架,通过深入研究皖北D村的“板凳会”案例,揭示了这种村级议事协商模式如何有效地将多元主体融合为一个稳定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并展现出“行政效率高、程序规范”的积极互动局面。研究解释了村级协商议事体系的内在运行逻辑:结构健全构筑了党建引领村级议事协商的基础;行动规范重塑了村级议事协商的流程;价值共创实现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要推动村级议事协商体系更加成熟与高效发展,需要精准把握乡村社会的主要特征与议事规则,平衡好民主协商与基层治理的良性关系:首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强化党建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其次,补齐制度短板,充分释放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潜力;再次,加强主体能力建设,提升协商政治素养;最后,重塑价值观念,强化协商民主价值认知。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立足历史方位、牢记初心使命、永葆前进动力、勇于开辟未来的集中体现。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和国家事业的伟大变革,集中体现了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政治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彰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的强烈责任担当;聚焦总结历史经验,突出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历史积累;持续开辟光明前景,充分展现洞察时代发展大势的长远战略眼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从历史主动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发掘并激发历史主动的精神动力,要求我们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充分激发党在革命道路上一往无前的无畏勇气;增强历史自觉,展现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强大力量;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中汲取非凡智慧和力量。

社区公共物品项目化供给难以精准,“去行政化”论争日益激烈。通过个案追踪,发现地方政府主动嵌入“参与式讨论”项目,寓服务于协商民主场景,动员多元行动者参与协商生成同意议题。文章引入动员与协商民主理论,建构“协商式动员”分析框架,解释协商民主促成社区公共物品精准供给的项目动员机制:协商民主制度嵌入项目以利益联结、互惠合作网络激励动员居民广泛参与;协商议程规则设定构造规范约束动员居民有序参与。协商议事单元下沉楼组保持适度规模,精准识别居民需求偏好;协商议事以公平、正义价值理念为引领动员多方参与协商促成议事结果落地;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效破解居民个体偏好制度化吸纳渠道缺失困境;识别与引领机制有效破解居民个体偏好与集体偏好难以达成共识的集体行动困境。地方政府“制造同意”在国家权威主导与公众自愿同意之间建立制度化对接渠道,构造了科层制、项目制与协商制优势叠加的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路径。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这一精辟论断源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必须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自觉,源于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作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唯一正确道路的科学选择。上述论断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秉持一种整体性的现代化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呈现出的历史整体性、逻辑整体性与实践整体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与党建的全面部署和推进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斯密难题”自提出后,关于其是否存在,一直争议不断。虽然在斯密本人的理论体系中,利己与利他的矛盾被证明是不存在的,但这种不矛盾是缺乏现实基础的一种调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谓人的利己或利他本性均不符合客观实际,人本质上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不能从个人道德、主观动机出发,而应该从个人所面临的既成的社会关系的角度去探究;利己与利他的对立是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分裂的产物,但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利己不等于自私,利己与利他对立时选择侵害别人的利益满足自己的利益才是自私。利己与利他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极点,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是其最典型的体现。利己与利他之间对立的消除,不能靠道德说教,而应该消除其物质根源。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厘清利己与利他的关系,不仅能跳出斯密本人的体系审视“斯密难题”,也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健全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等五个方面体系的明确要求。目前来看,要正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内涵,还需要深入研究思考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定位、构成和提升三个基本问题。其中,尤其要从体系的性质、重要性、相互关系以及体系效能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基础地位;从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和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视野拓宽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范围;在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相互结合、正确把握依规治党激励和约束有机统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提升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水平和效能。

在社区慈善资源供给不足而企业参与不充分的背景下,探讨企业参与社区慈善的动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相交圆模型构建分析框架,借助fsQCA方法对杭州市Q社区的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社区慈善存在三种动因组合路径,分别为员工认同培育型、资源驱动—同群压力型和声誉驱动—同群压力型。前两种路径下的企业偏好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社区慈善,第三种路径下的企业偏好以捐赠的形式参与社区慈善。本研究揭示了企业参与社区慈善动因的复合性与复杂性,为激发企业的慈善参与意愿提供理论参照。

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及物质财富积累,对全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最优化思想为指导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忽略了经济伦理问题,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伦理困境,集中表现为收入差距拉大与社会阶层对立、自然资源枯竭与生态环境恶化、人权侵害与性别歧视、殖民掠夺与霸凌主义等方面。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引的中国式现代化很大程度上能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个人伦理、企业伦理和国家伦理层面的缺失,推动人类现代化道路中经济伦理的重构。以中国特色的经济伦理体系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倡导低碳环保,深入践行生态文明;整顿规范市场秩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调整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倡导新型全球化。

中国共产党突出党员党性修养、党性锻炼源自20世纪40年代初皖南事变的爆发。此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的党性教育、党性锻炼,逐步推广成为全党的整风运动,党性教育、党性修养、党性锻炼成为我们党加强党的建设的核心范畴和重要任务。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党的建设理论作了大量的理论创造和理论创新,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党性修养、党性锻炼,党性修养的标准及衡量评价党员党性的标准是什么,党员如何进行党性修养、党性锻炼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初步构建起党的党性理论体系。延安时期关于党性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产生了重大成效和深远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对新时代全党开展党性修养、党性锻炼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启示。

现代慈善工具的充分使用和组合式创新,对慈善资源配置与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以成都市金堂县 H 村社区慈善实践为切入点,深入探讨现代慈善工具在社区慈善中的作用及其实践模式。研究发现,我国社区慈善试点中涌现出来的现代慈善工具既体现面向效率和物质富裕的工具理性特征,如慈善捐赠、义诊和慈善超市等,又具备面向文化和精神文明富裕的价值理性特征,如慈善表彰、义演、志愿服务和社工站等。现代慈善工具的创新体现为两种特征的融合和螺旋式上升,经过类型学分析,形成四种组合式创新慈善工具模式:运动型社区文化重塑、培育型慈善网络构建、撬动型资金筹集创新、整合型慈善活动开展。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慈善既是手段也是目标,既是工具也是价值观。通过梳理和丰富慈善工具箱,累积有效案例库,可为全国社区慈善助推共同富裕的模式复现提供科学借鉴。

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家庭暴力问题则是妇联维权工作的重点难点。协同治理是应对多中心、复杂性、动态性和网络化趋势加剧的一种治理新范式。基于协同治理SFIC模型剖析W市妇联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发现,妇联面对起始条件成熟度低的现实困境,立足催化领导行动力、制度设计科学性、协同过程有效度,积极探索创新举措,进而实现高效治理。借势赋能是妇联突破治理困境的理性选择和现实路径,畅通制度化渠道、优化交互关系、探索创新机制、借助数智赋能是协同治理的有效策略。

作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概念,“文化扶志”是对文化扶贫的深化和升华。它是一套在治理相对贫困与促进共同富裕的辩证框架内,依托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对扶志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旨在通过文化内化和精神塑造以激发相对贫困群体内生动力和增强其可行能力的综合性发展策略。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核精神与实践通路,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作为促进共同富裕方略中文化扶志机制设计的核心,深入解构文化扶志的“铸魂”“塑形”“赋能”三重作用机制,构建起旨在实现个体内在精神激励和可行能力提升的“人本”文化共富模型,勾勒出可持续共富的文化发展图鉴。本研究不仅为理解文化扶志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贡献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文化扶志治理策略提供了具体的实践指导。

加强和改进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政治统一、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的重要保障。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完善巡视制度以及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等举措,有效强化了制度的执行力,显著加大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力度,特别是在监督主体的权威性、监督制度的科学性、监督责任的适配性、监督频次的经常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逐渐趋于完善。然而,这与监督主体的专业性、监督对象的全面性、监督成本的适当性等目标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通过增加巡视巡察的频次、激励网络举报、定期开展业务学习、强化党支部监督和谈话监督等制度建设和工作措施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在体制压力与属地治理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县域体制在组织和制度层面实现对条块结构的再集中化,以期强化体制的整体性和行动效能。从信息沟通视角理解县域行政统合,以T县“政府重点项目办公室”为案例,研究发现:以党委决策层为中枢所建立起来的信息沟通体系,是对既有地方官僚组织内常规文书系统的有效整合和改造,提升“上传下达”行政效率;县域体制强化行政过程中信息沟通这一环节的重要性,使得党政官僚组织内部的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能够有效衔接,在维持功能清晰的基础上能够实现核心意志的有效介入和持续性建构。以信息沟通为基础的行政控制策略,即信息控制权的凸显,是基于党的主导性背景下对职能分立组织架构的有效整合、功能重塑和过程优化,体现出中国党政体制在制度调整上所具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是党政体制在制度层面所具备的韧性的体现。

比喻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意在化抽象为形象,使事物特点更加突出。恰当生动的喻体能够使本体更加鲜活饱满。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运用多种妙喻刻画与勾勒了新时代青年的青春画像,突出和强调了青年的重要地位、发展阶段与成长特征,反映和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青年观。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青年的比喻论析并贯彻落实其中所蕴含的相关精神,对于我们进一步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必须坚持高度重视新时代青年的重要地位,深刻把握新时代青年的发展阶段,紧密贴合新时代青年的成长特征。

诚信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环节。诚信文化是抑制和约束资本逐利本性的道德堤坝。守诚信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道德标识。个人诚信缺失引发现代伦理困境、商业信用危机破坏现代市场秩序、基层政府公信力流失诱发“塔西佗陷阱”是诚信风险的主要体现,可从社会转型、制度滞后、信息技术双刃剑效应等方面探析根源。化解诚信风险应以重塑与厚植诚信理念为思想立基点,以优化社会信用体系为现实发力点,以建构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为有力支撑点,以完善诚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为关键突破点。

大农业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核心观点是大农业之“大”的主要意蕴,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农业观是对传统农学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从继承角度看,首先是对农业的重视,一直强调农业的基础性、重要性,与历史上的农本思想有相合之处,其次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再有就是对科技的重视。从创新角度看,首先是提出了大食物观,其次是对质量的重视,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同等重视。另外,还包括农业主体多元化的思想,产业链分工、工农城乡结合,国内外结合等卓见。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农业观体现了我们对农业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突破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藩篱,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新时代的农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