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阶级斗争到伟大斗争的话语变化,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世界矛盾运动的新的历史特点共同决定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肩负着斗争的使命。伟大斗争赋予了这种发挥历史主动性、践行使命任务的斗争以崇高性,并以此实现了对中国共产党全部斗争实践的话语概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着力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在文化上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在经济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国际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切斗争的实践要求是: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在人工智能时代,政务服务正面临着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本研究通过构建“数字互动—政民互信”理论框架,揭示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数字互动通过“数字效率”与“情感感知”双重路径作用于政民互信的内在机理,为数字时代政民信任关系培育提供创新实践路径。在数字效率层面,人工智能技术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整合资源并助力智能决策,赋能政民互信;在情感感知层面,人工智能赋能情感计算技术,构建情绪识别与主动关怀机制,赋能政民互信。研究揭示了政民互信的双向信任关系,政府通过赋权、约束和反馈建立对民众的信任,民众基于制度认同、技术信赖和情感共鸣形成对政府的信任。人工智能技术在政民互信关系建构中起到重要作用,可以协同数字效率与情感感知,打造稳固的政民互信范式,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近年来,大学生考编热情不断升温,该现象对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行业创新效率产生一定消极影响。本文利用202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CSS) ,运用明瑟方程与倾向评分匹配方法,从微观角度对比体制内外从业者工资收入和工作生活满意度的异质性,对“考编热”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体制外工作在收入、社会保障和工作生活满意度方面均无显著优势,不仅难以吸引择业者,甚至还会产生“排斥力”,具体表现为:体制内从业者工资收入高于体制外,但考虑非工资收入后二者年总收入无显著差异,但体制内所提供的工资溢价、社会保障以及较高的工作生活满足感使得体制内就业仍然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秩序建构与国家建设中,有整合社会、协调利益等功能和优势,是引领社会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从“政党—社会”视角反思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向,面对当前我国基层治理社会主体多样、利益诉求多元、组织群体碎片化等挑战,只有政党能将结构性冲突转化为具象诉求。基层党组织应重塑组织设置模式、结构形式和对应功能,连通地缘、业缘、趣缘纽带,联结、渗透和引领社会。归纳近年典型案例,突破科层制“条块”矛盾下沉公共服务、整合多元社会主体构建治理共同体、统筹协调资源均衡要素配置这三种模式的功能型党组织,起到整合利益、化解矛盾、促进发展的作用。功能型党组织未来发展,要从建立政社政治沟通纽带、健全公共服务下沉制度体系、构建政治吸纳机制三方面发力,实现政党与社会“双向链接”,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新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重塑文科教育的学科边界。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赋能、学科融合、思维方式转变与伦理影响,正在改变传统文科教育模式。在技术赋能方面,人工智能开辟了从个人探索到跨学科协作的新范式,重塑了人文知识的生产方式。在学科融合方面,科技人文学科的兴起体现了文理学科在认知框架层面的深度整合,这种整合源于时代对创新型人才和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需求。在思维方式上,定性与定量研究正由二元对立向融合互补转变,数据驱动型研究范式和复合型认知资本培养成为新的发展方向。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高校的态度经历了从技术防控到规范应用,再到系统融合的演进。文科教育改革应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构建跨学科研究平台,完善分级监管与防控机制,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通过AI与人文的融合发展,培养兼具科技视野与人文情怀的复合型人才。人工智能将为文科教育插上腾飞的翅膀,开创智能时代人才培养的新局面。

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推进城乡融合、构建优质均衡公共服务体系的战略选择。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作为其核心实施路径,秉持“城乡融合、县域统筹”的治理理念,依托“制度标准并轨、资源合理共享、功能有效衔接、发展可持续”的贯通机制,为破解农村公共服务发展难题提供了创新视角。实地调研显示,当前县域教育、医疗、养老等基础公共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县乡村三级服务满意度差异系数稳定在合理区间,基础性公共服务网络框架已基本成型。然而,需清醒认识到,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从理论构想转化为实践效能仍面临三重现实瓶颈:在制度层面,存在服务标准体系碎片化、权责配置边界模糊等系统性缺陷;在资源层面,呈现要素流动阻滞、空间配置失衡等结构性矛盾;在能力层面,遭遇专业化支撑不足、数字赋能滞后等效能性制约。针对这些堵点,建议实施“五位一体”优化路径:通过功能定位精准化实现服务网络重构,以标准体系规范化促进质量升级,借助资源配置智慧化推动要素流动,依托平台建设集成化强化服务效能,依靠制度创新协同化激活治理动能,最终构建起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街头摊贩是城市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常被视为城市治理的重点与难点。以往研究未能充分揭示街头行政与街头摊贩冲突的根源。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指出两者冲突的深层机制源于城市空间的生产逻辑。以浙江省杭州市Y区A城为研究对象,运用城市化历史资料和摊贩半结构化访谈资料,剖析城市空间的生产逻辑如何塑造治理冲突。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和行政国家构成政府推进城市化的双重逻辑,共同塑造了资本运作与规制力量耦合的空间生产联盟,使得空间商品化与秩序化。该联盟打造的“正规空间”与摊贩自发形成的“非正规空间”存在本质对立,导致压制性政策成为常态。然而,这一空间生产联盟内含深刻的悖论:城市化进程必然伴生街头非正规经济,支撑资本积累与流通的城市生产—分销体系本身嵌合了正规与非正规环节,以及该联盟实际上依赖并从街头非正规经济中间接获益。街头非正规经济的不可避免性和重要性要求城市政府转换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超越对正规与非正规的二元划分,转而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治理策略。本文阐明了压制性政策的根源及其内在矛盾,为构建包容、可持续的街头经济治理模式提供了学理依据与实践方向。

高校辅导员的专业发展和职业成长是新时代高校思政工作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职业理论,通过对423名高校辅导员调查取样,探讨了组织支持感知对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知显著正向预测辅导员职业认同;辅导员的工作自我效能和职业前景预期在组织支持感知和职业认同之间的单独中介效应显著、链式中介效应显著。组织支持不仅是影响辅导员职业认同的重要外部因素,还会通过影响自我效能和职业前景预期等内部心理资本而对辅导员职业认同产生间接作用。由此建议:建立系统性组织支持体系以增强辅导员的职业认同;构建专业化培养机制以提升辅导员的工作自我效能;明晰职业发展路径以塑造辅导员的职业前景预期。

中国特色老龄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在于建立“制度供给(政府)—专业服务(市场)—社区嵌入(社会)”的功能互补机制,其中社会主体在资源整合与价值传导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本文对典型案例A基金会“好邻居敲敲门”项目的分析表明,采用社会复合机制,通过构建“成本分担—收益共享—价值再生”的运行机制,可以显著提升治理效能。该机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和强化社会资本,实现了治理效率与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这种本土化创新不仅为破解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提供了实践方案,更通过激活传统互助文化,为发展中国家应对老龄化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研究建议未来政策应着重培育社会组织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协同的制度化渠道。

“技术—组织”关系是理解基层数字治理转型过程中民众诉求“超量”、制度承载“超负荷”、组织运行“碎片化”等现实困境的重要视角。技术与组织二者间的协同演化关系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内在统一,为深入解析基层数字治理变革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支撑。本文以山西省G市“民意高效办”改革为例展开分析发现,技术与组织的协同进化整体表现为“外部环境变革的刺激→嵌套回应的双向重塑→协同调试的模式迭代”三个阶段的互构过程,技术与组织的优化迭代,在多轮次的组合演化过程中得以实现,由此推动基层数字治理模式由“诉求响应”的“回应型”治理,转向“源头前瞻”的“主动型”治理。

面对年均1亿立方米以上的木材缺口和超过50%的对外依存度,我国启动国家储备林(以下简称“国储林”)项目以重构本土木材供给体系。本文以国储林项目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建设的市场供求逻辑。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年均木材缺口大、对外依存度高,且国内森林资源总量少、质量低,难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下木材刚性需求增长与结构升级要求。国储林项目通过科学规划与集约经营,定向培育珍稀和大径级用材林,构建多元木材供应体系,缓解木材供给的结构性矛盾。第二,我国林业生态产品供给数量与质量均不足,且林业产业在支撑区域经济和林农增收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呈现“大资源、小产业”特征。国储林项目通过优化林分结构、提升森林质量,增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满足社会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第三,国际林木市场存在价格波动大、政策变化多、供应链脆弱等不确定性,加剧我国木材进口风险。国储林项目通过建立本土资源储备体系,降低对进口木材依赖,增强国家木材安全保障与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因此,一要精准破解国内木材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构建安全韧性的本土供应体系;二要系统提升林业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促进生态保护与产业经济协同发展;三要主动应对国际林木市场不确定性,增强国家木材安全保障能力。

党的自我革命自2016年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以2016—2025年CNKI收录的1570篇北大核心和南大核心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期刊论文数据为样本,利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绘制知识图谱可知,党的自我革命研究成果总体呈增长趋势,2021年以后发文量迅速增长;不同作者、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少,尚未形成稳定持续的核心作者群;研究主题聚焦在党的自我革命的价值意蕴、生成逻辑以及制度规范体系等方面。现有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仍存在学科视角单一、实践指向性弱以及国际视野有待拓展等问题。未来应从推动学术视角及研究方法创新、推动理论向实践转化以及拓宽研究国际视野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研究。

我国民营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久的兴旺期。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方针政策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大力加强法治保障,因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舆论环境需要法治作为“定海神针”,因时因地制宜的政策亟待上升到法治的规范性和稳定性,约束公权力的任性需要法治的“笼子”,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思维惯性需要法治来强力矫正,法律的正确有效实施需要法治提供系统化保障。2025年5月20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它从保障公平竞争、改善投融资环境、支持科技创新、注重规范引导、优化服务保障、加强权益保护、强化法律责任等方面都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全面体现了法治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权益保护作用、服务保障作用、行为规范作用和发展引导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确认的过程。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深远价值与实践路向,必须将“现代化”的普遍性置于中华文化主体性基础上,把主体性建构内蕴于“现代化”之中。从出场叙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主体性再书写和马克思主义赋能中华文化主体性从式微走向复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主动探索的一条现代化道路。从内涵叙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通过遵循文化主体性发展规律的自主认知叙事,摆脱以排他性为叙事基调的包容发展叙事,彰显文化主体性价值引领的主体自觉叙事,实现了民族主体性的表达和确证。从叙事实践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以中国为价值”“以中国为实践”和“以中国为思维”的叙事视角,为文化主体性能动要素作用发挥提供了中国方案。

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志愿服务参与需要发挥志愿者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对常州TF志愿服务管理项目的案例分析表明,可以情感、规范、赋能、自治这四种策略塑造社区志愿者的主体性。这四种策略贯穿于志愿者主体性塑造的不同阶段,既各自发挥作用又相互交融。每种策略背后隐含着专业逻辑和自主逻辑,这两种逻辑并存交织、层次递进,有效塑造了社区志愿者主体性。上述发现从微观视角深化了现有关于志愿者主体性塑造的研究,为推动社区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政治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是有效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问题,形成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根本举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探索与思考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理论根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进程构成了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演进脉络;从时代价值来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是夯实党在农村执政基础、巩固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长效化的关键之举,是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抓手,是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保证。

空间格局是体现基层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向度,与社会空间结构和基层治理实践密切关联。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社会空间发生了多层面的结构转换。相应地,中央和地方对基层治理空间格局进行了创新性的实践探索,推动着基层治理空间格局的根本性转换。“一体三类多态”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治理空间格局重构的目标模式,“一体”指基层治理的基本治理一体化,“三类”是在基本治理一体化的基础上分别建构城镇、乡村、特殊社会区三类基层治理模式,“多态”则基于不同治理条件探索基层社会单元治理的多样化实现形态。“一体三类多态”格局是一个多层级复合的立体结构、多类型融合的三元结构、多形态统一的包容结构,形成了多层级、多类型相统一的立体型基层治理空间格局,呈现出超越传统城乡二元治理的创新性和独特性。

伴随启蒙理性的张扬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国家与社会从传统形态走向现代构型,现代化遂成为政治与制度演进的根本主题。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变迁与治理挑战,现代国家如何实现“人即目的”的价值诉求,依然是国家政治发展和治理变革无法回避的核心命题。对此,需要回到政治哲学的元问题进行融通对话,从人文与理性的双重变奏深层思考现代国家治理的叙事逻辑,厘清现代治理中自由、秩序与公共性的结构性张力,为理解当前治理困境中的制度选择与价值指向提供新的视野与阐释框架。同时必须认识到,现代国家成长应超越单一理性工具的逻辑,回归公共理性与人文性的整合,以实现对人的尊重、权利的保障与政治善的追求。

“乡政村治”是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体制架构。然而,作为一级政权的“乡政”与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治”属于不同的治理体制与治理结构,存在内在的制度张力。这具体体现为“乡政”与“村治”的利益张力与权力张力,并对二者之间的有效衔接提出了现实要求。研究发现,以浙北Z镇为代表,广泛存在于各地乡镇的联村干部制度有效弥合了“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内在张力,发挥着“乡政”与“村治”的利益协商、权力转换和共治协作等多重功能,较好地实现了“乡政”与“村治”的有效衔接。作为基层治理机制的一项创新,联村干部制度并未改变“乡政村治”的基本体制架构,充分体现了中国治理体系中体制稳定性与机制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此外,该制度充分保证了村民自治空间,并构筑了乡镇与村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协商平台。这有助于发挥“乡政”与“村治”两方面的积极性,增强乡村治理活力。

政府组织机构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百年精兵简政和政府机构改革演变历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遵循着基本发展逻辑,特别是以党的理论为指导确定机构改革战略和价值导向的政治逻辑,围绕中心任务和使命推进改革的社会逻辑,从政府内部结构改革到国家治理体系下全面改革的国家战略逻辑。在此基础上,政府组织机构体系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组织机构改革现代化的领导,把握住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条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性的价值导向,坚持依法治国方略下的政府机构体系法治化路径。

在“两个结合”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的重点内容。“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大法宝,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飞跃的显著标志,也是新征程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路径。以“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应当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规律的认识,加强对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继续回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六个必须坚持”是新时代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守正创新,是“两个结合”的具体体现和实践要求,是贯彻落实“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科学方法。

基于人工智能发展演变的现状和内在逻辑,从技术与社会互动互构的分析视角入手,辨析人工智能发展的本质意涵在于以功能替代助推主体发展和社会发展。在匡正当下人工智能发展中存在的认知偏差方面,阐述“对人工智能的‘可为能为’不必预设拔高”“对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不应夸饰误导”以及“对人工智能的‘替代量级’不可判定失当”的观点。为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进一步概括提出包含“彰显人类的主体地位”“明晰治理的价值理念”“突出治理的目标侧重”三方面核心内容的治理融入策略。

国有企业兼具了企业性和公益性双重特性。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八大以前,国有企业改革都倾向于淡化国有企业的公益性特征,在改革的价值取向上倾向于单纯的利润最大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价值取向转向追求利润与履行战略使命(社会责任)的二元特性。党的二十届三中提出的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体系、分类考核评价以及增加值核算,为落实这一价值取向、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了基础。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需要平衡好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关系,以增进国有企业改革价值取向的实现。在政策建议层面,应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关切现实需要、关注核心主业等。

民主党派以界别形式在政协组织中开展活动,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特色之一,对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意义。数智技术的加速迭代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入发展,使民主党派界别的传统角色定位和履职方式面临转型挑战。党派界别组织发展特色趋同、知情明政渠道优势收窄、参政议政组织效能弱化等问题,对民主党派界别作用的发挥构成现实制约。依托数智化赋能,培育党派界别履职新生态,推动政协智能化工作平台与地方智慧化治理系统相衔接,并借助大模型算法优化界别组织协同,有助于新时代民主党派界别功能的系统性提升,进而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协商民主与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制度性耦合,为破解城市基层治理困境提供了有效路径。文章构建了“结构调适—过程优化—功能迭代”分析框架,基于对典型城市社区的深入案例研究,系统剖析了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运作机理。研究发现,案例社区的协商民主体系遵循“政党适应性调适—制度韧性培育—治理效能生产”的递进逻辑,实现了从制度整合到过程优化,再到功能实现的全链条贯通。研究建议:通过“组织再造—能力重构—技术赋能”的三维路径进行系统优化,以健全城市基层协商民主体系,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本文依托2010—2022年间中国省级层面的动态面板数据,深入探究了农村产业融合与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产业融合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村产业融合通过打破城乡要素流动壁垒、推动城乡资源优化配置,间接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进而切实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本文异质性分析揭示农村产业融合在生态功能区更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此应聚焦于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的合理配置,因地制宜发展农村产业融合,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均衡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参考和实证依据。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建党话语的建构,同毛泽东的个体情感、民族危机下政党合法性的巩固、党内思想亟须统一的迫切性密切相关。毛泽东系统阐述了思想建党的目标任务、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抗战胜利提供了保障。毛泽东思想建党话语的建构体现了鲜明的现实性、人民性、民族性、批判性,为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坚持问题导向的话语原则、人民至上的话语立场、民族特色的话语精髓、守正创新的话语特质提供了重要启示。

进入数字时代,如何在理论上深刻阐释、在实践中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多维价值,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党管数据”既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有机统一的客观要求,还是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现实要求,蕴含理论必然性、政治正确性、实践必要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据要素发展与治理的全新实践,从“正方向、强基础、促开放、保安全、育人才”五重维度丰富与发展了“党管数据”的理论内涵。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科学指引,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变革创新,以理论和实践上的互动共进,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对数据要素的规律性认识水平与驾驭能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科技创新合作在推动各国创新资源流动与整合、深化科技创新融合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设的内在机理,通过对杭州科技创新与合作发展的现状、杭州重点产业国际化和国际科技创新交流的举措和成效等方面的实践分析,探讨杭州建设“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的建设路径、重点任务及有效对策,为提升杭州城市科技创新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供支撑,同时为全国范围内相关经验的复制与推广提供有益借鉴,推动城市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诠释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时代内涵;中国共产党自觉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为人民谋幸福的同时,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奠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展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经受各种现实考验,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品格。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同时,赋予伟大建党精神新的内涵,弘扬了伟大建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有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是赓续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又是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结果,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又是中华文明生命更新的结果这一新论断,是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和拓展大背景下作出的,而他在浙江工作期间,已经从省域层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辩证的再思考和再审视。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是近代以来国内外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因此,有必要从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多维视野,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新论断的重大意义。

智能化生产在促进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劳动主体性的全面消解。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简单协作化生产到数字经济时代的智能化生产,劳动主体性经历了从形式到实质再到全面系统性消解的过程。在智能化生产阶段,资本通过技能分化、时间剥削与消费异化三重机制实现了对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全方位替代,加剧了劳动者的主体性危机,具体表现为劳动者自身的片面化发展、精神生产力的持续弱化以及劳动力再生产链条的断裂。在“十五五”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应积极推动智能技术的向善管理与劳动力技能重构,保障劳动者精神再生产时间,构建人机协同的新型劳动范式重塑劳动主体性,使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乡村精英始终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晚近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其一,改革开放后乡村精英的形成,究竟是新精英取代旧精英,还是旧精英转化为新精英;其二,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乡村精英究竟是倾向于做上级政府的“国家代理人”,还是维护地方利益的“村民当家人”,抑或兼具双重角色的“双重代理人”;其三,乡村精英如何影响乡村发展,他们是凭借自身能力推动村庄进步,还是在资源下乡、征地拆迁等事务中被“俘获”。随着国家战略转型与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多新兴的、外来的精英开始涌现。在乡村人才振兴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和理解乡村精英,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如何提升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效,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之一。相关研究虽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在微观层面,特别是对运行机制与内在逻辑的分析领域,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本文通过构建嵌入式统合分析框架,深入考察皖南Z村的典型实践,旨在揭示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创新逻辑。研究发现,基层党建通过政治嵌入、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认知嵌入这四维“嵌入式统合”机制,在优化治理资源配置的同时,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有序互动与协同联动,进而促成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有机耦合。嵌入式统合机制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行,关键在于基层党组织依托势能下沉、体制保障、情感互动与价值生产这四重逻辑,将无序分化的治理主体与零散分布的治理资源整合至统一的治理体系之中,最终实现政党意志的有效贯彻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这一双重目标。

具身智能广泛应用于智能制造、无人驾驶、低空飞行等多个领域,在推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多种数据风险。在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数据传输等不同阶段,具身智能可能带来隐私数据非法收集风险、数据对齐失败风险和数据泄露风险。当前具身智能数据治理中面临不同治理目标难以平衡、回应式治理模式难以适用、传统治理工具难以奏效等困难和挑战。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建立硬法和软法相结合的治理原则,对具身智能数据风险进行分级分类治理;建立具身智能企业、训练数据平台企业和监管部门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综合运用监管沙盒、数据审计、高质量公共训练数据平台等多种治理工具进行治理。

“人工智能+”区别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具有特定理论与实践内涵。在理论上,“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在实践上,“人工智能+”反映出中国选择了强化人工智能全领域垂直应用的发展路径。“人工智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通过智能终端及智能体替代人类劳动实现生产效率提升,通过构建智能机器体系实现整个社会生产网络的智能化,通过发展垂直细分领域的专业大模型实现应用转化。“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要求培育重点应用领域的智能原生新模式与新业态、培育掌握智能原生技术的智能原生企业、培育适应智能经济创新发展的产业生态。由于“人工智能+”推动生产过程的技术变迁以及流通过程的平台化,并且深刻影响就业以及分配,因此需要塑造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具体涉及构建人工智能创新与应用体系、完善高质量充分就业保障体系、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优化平台经济常态化规制体系等。

资源下乡背景下有诸多经济能人返乡担任村干部,理解其行为动机对优化基层治理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促进农村社会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福建省B乡多个村的调研发现,随着村庄社会关联趋于弱化和基层治理规范化,经济能人返乡治村的行为逻辑发生了转变,从积累在村社会声誉和获得在村灰色利益转变为经营县域社会资本,以争取县域发展机会。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与嵌入理论构建“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从县域社会结构观察发现,政绩化的治理格局、平台化的村庄社会、圈层化的县域生态为经济能人返乡参与村庄治理提供了制度条件、经营条件和兑换条件,使其达到社会资本经营目的。经济能人通过治村经营社会资本包含以下三个实践过程,即依托经济资本优势成为治村主体、依托治理村庄来积累社会资本、依托社会资本获得县域发展机会。经济能人参与村庄治理,既能按地方政府要求促进村庄发展,又能积极完成各类行政任务,但其行为呈现显著的“离村化”趋势,给村庄治理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优化经济能人治村路径,完善经济能人的选拔与监督机制,依托经济能人推动村庄自主发展,围绕村民自治构建民主治理秩序,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在中国式现代化与数智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社会交往由数字化连接进一步演进为智能化协同。本文首先界定了现代化条件下社会交往高效、和谐、开放的时代新意,并揭示了数智化驱动下社交主体云端化、平台多元化、情感联结化的三大特征。围绕效率提升、范围扩展与国际互鉴三条主线,本文系统评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沉浸式媒介对交往链路压缩、弱关系拓展及跨文化沟通的增效机制;同时聚焦现实社交回避、群体认知分化和具身机器人普及等风险,剖析其对社会信任与价值认同的潜在冲击。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算法透明度监管、强化数字素养教育与构建终身学习平台等对策建议,以期为营造健康、和谐的数字社交生态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投资于物”的投资模式逐渐式微,资本回报相对较高的优势空间正在收窄,投资于物正面临着急剧上升的成本挑战、产能过剩的价格挑战和结构转型的重构挑战。但经济转型带来的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满足、高端供给增长和前沿技术提供,其依靠的动力和主体都在于“人”,“投资于人”有利于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本资源优势不断释放,并构筑起未来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未来物质资本投资要围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使“投资于物”的效率不断提高,“人”的投资要围绕提高人的全面发展目标,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以“人”和“物”的互动构建起高质量发展的强驱动力。

非公企业党建是改革开放以来基层党建的新领域,是依托非公企业开展、旨在实现党在非公企业组织与工作全覆盖、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工作。其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起步探索阶段,从自发到自觉的主动推进阶段,从规模以上到规模以下的全面推进阶段,从“宽松软”到“严实硬”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发展历程积累了坚持“三个有利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从企业实际出发、坚持企业党建和企业发展相互促进、坚持制度保障等基本经验,对于推进非公企业党建高质量发展以及其他新领域党建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