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人工智能替代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显然,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的工作、劳动。如果说在近代工业化的进程中,机器实现了对人的体力劳动的替代,那么人工智能则能够实现对人的诸多脑力劳动的替代。但是,这种替代决不是对人的替代。人在构成、交往、行动上的复杂性决定了人工智能可以在某些方面替代人,而在许多方面却无法替代。人工智能是出现在人的世界中的。在人的世界中,它是一项技术成果,是被作为工具发明出来的,而不是人的世界中的主人。不过,人工智能替代则会对人类社会构成极大的挑战,会在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以及人的交往方式上提出变革的要求。相应地,也会对社会治理变革提出要求。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是基于人民概念提出的权力观,人民是权力的根本来源,权力以实现人民利益为目标。人民至上是新时代领导干部履职用权的思想指南和行动指南。在政商关系中,领导干部权力观异化表现出了公权私用、小权大用、权钱交易、为资本代言等诸多形态,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削弱了公共权力的权威性,污染了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扭曲了社会价值判断。权力观异化是文化、社会、制度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塑造领导干部正确权力观是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要正确认识权力的人民性、价值性、工具性和客观性,理顺从权力来源出发的溯因逻辑,强化从权力应然到权力实然的演绎逻辑。践行正确权力观,要求站稳人民立场,坚定理想信念,把握好人际交往的分寸,坦诚接受监督,有意识地增强制度执行能力。

作为新经济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生产逻辑和运营模式与以往的单一型互联网公司或传统工业企业存在显著差异,党建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存在不同。互联网平台企业党建是新兴领域党建的重要类型,其组织形态新、发展模式新、运行方式新。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高质量党建工作的引领。本文将生态治理结构与党建工作机制结合,构建了一个互联网平台企业党建“主体协同—价值创造—动态平衡”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D企业为个案进行扩展分析。研究揭示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党建取得的实践成效,指出了其在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多方责任边界模糊、党建资源整合效率不高、党建与业务融合不足、价值输出形式单一等制约因素,同时也指出了企业应对变化的敏捷性较弱,风险防控体系不够完善等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建立党建责任清单、构建党建资源耦合平台、拓展党建价值外溢网络、夯实党建社会责任基础、深化党组织设置创新以及提升敏捷性治理等对策建议。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在产业园区、专业市场、商圈、楼宇等区域打造嵌入式政务服务驿站,是实现服务供需匹配、推动政务服务改革任务落地见效的鲜活实践创新。本研究以杭州市G区商务社区为典型案例,基于功能集成与多跨协同的分析框架,研究驿站的服务适配机制,发现服务供需适配通过功能集成与多跨协同两个相互依存的过程实现:一方面,以需求为导向搭建驿站,整合政务服务、市场服务与社会服务,实现功能集成;另一方面,依托驿站开展主动靠前服务,链接资源,多跨协同,促进多方合作,实现供需精准动态适配。嵌入式政务服务驿站提高了服务的精度、深度和广度,为我国其他地区的政务服务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国的政策试点在促进政策创新、减少改革风险等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在政策试点过程中,“选点”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但当前对于试点地区的选择过程和影响因素的讨论仍不充分。为探寻中央“选点”的影响因素及其逻辑,文章构建了“政策创新能力”“区域发展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的三维度理论框架,并用csQCA对农地入市试点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央“选点”的影响因素呈现四种组态,其“选点”策略包括“驾轻就熟的改革生力军”“稳中求胜的自主创业者”“舍短取长的创新排头兵”和“百折不摧的政策破风手”四种类型。文章揭示了多重因素对“选点”的复杂影响机制和深层逻辑,有助于拓展政策试点的过程性知识,丰富对中国政策风格的理论想象。

试点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机制,在提升政策质量、动员下级政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政策是试点治理的重要载体,由此形成的政策试点通过制度、知识和行动三个条件的支持实现有效运行。进入数字时代后,数字空间中的大量事务急剧涌现,建立在实体空间基础上的政府治理机制面临诸多挑战,政策试点所依赖的制度、知识和行动条件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基于政策检验而开展的试点治理旨在推动政策渐变,难以胜任数字时代的公共治理变革任务。制度、知识和行动条件的变化驱动试点治理开始向以公众需求引领和体验优化为导向的场景试点方向发展。与政策试点相比,场景试点呈现出从政策渐变到需求引领的内容拓展、从分级推动到内外协同的主体拓展、从政策经验总结到用户体验优化的价值拓展三个发展特征。

政策试点作为大国促进有效治理的独特机制,在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生产了大量实践经验知识,政策试点的知识生产,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成为新的研究议题。系统梳理政策试点知识生产的总体特征和具体路径,对于构建中国治理研究和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自主性知识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基于此,文章系统综述了政策试点的代表性研究,选择政策试点的三类场景,提炼具体的知识生产路径。研究发现,政策试点的知识生产呈现出从分散到集约的总体特征,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的总体性变革,三种知识生产的路径,具有不同的从分散到集约的实践机制。研究试图通过呈现试点里的中国,以期回应更广阔的试点创新实践。

人文经济学是主张经济学“人文转向”的话语表达,它实现了科学与人文的内在交融,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世界的理解视阈。目前国内学界对“人文经济学”展开了系统研究,对人文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出场逻辑、价值意蕴、学理化阐释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人文经济学何以提出、何以必要、何以可为”等问题作出了回应,掀起了人文经济学研究的热潮。然而,目前相关研究仍处于方兴未艾之势,仍需加强、加深对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与阐释。展望未来,一是要明晰人文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以廓清“理论内涵”与“理论外延”之边界;二是要拓宽人文经济学的研究视阈,以掌握“实证”“比较”“交叉学科”等多种研究方法;三是要融通人文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以实现政策解读与实践发展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关注文化和经济的交融互动关系,形成了系列重要论述。聚焦习近平人文经济重要论述,在生成逻辑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源发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经济与文化关系思想的承接发展,生根于中华优秀人文经济思想的丰厚土壤,汲取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经济文化建设探索的智慧经验,来自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现实要求。在理论内涵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文化与经济的交互相融为概念内涵,将人本理念视作理论基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数字文化产业、文旅业态和文化品牌四维场域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人文价值,并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在践行路径上,需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释放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潜能、挖掘城乡文旅业态发展活力、塑造地域文化品牌独特优势。分析、阐述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关注“人文经济”的思想结晶,有助于深化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重要命题,探索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

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利益冲突和不良社会行为的客观存在,亟待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整合机制加以协调和引导。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整合机制存在于自组织运行、交互式运行和泛在化运行这三种运行样态中,呈现出动态性、复合性、包容性和能动性特征。从实践展开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整合机制体现为政治整合、利益整合和规范整合三个方面。政治整合包含政治认知整合、政治情感整合和政治参与整合,旨在凝聚政治共识、汇聚政治力量;利益整合以动态调适、社会动员和价值引导为实现方式,分别对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显性利益与隐性利益进行整合,旨在化解矛盾冲突;规范整合分为硬性规范整合和柔性规范整合,旨在调控个体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从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样态看,通过纵向阶梯式整合、横向辐射式整合和立体网格式整合等优化进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整合机制的针对性与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