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首次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并将其核心内容概括为“十四个坚持”,充分体现了党的建设理论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这一思想作为党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等重要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领导、建党目标、政党属性、政党组织、执政党建设等理论。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时期之所以能成功解决路线问题,确立正确路线,引领长征走向胜利,关键在于坚持路线与领导相统一,在确立正确路线的同时确立正确领导;坚持认识与实践相统一,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坚持策略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在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大局中解决路线问题;坚持民主与集中相统一,依靠党的制度解决路线问题。这“四个坚持”,既是重要特点,也是深刻的经验启示,对于我们今天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持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正确路线,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深远意义。

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活动中形成的,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本文以中共党史党建学为视域,将其放在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中进行全面考察。在生成机理上,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内在要求,是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要求,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创造性运用。在科学内涵上,正确政绩观在价值导向上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在现实指向上,围绕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在结果导向上,要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在实践路径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贯彻“六个必须坚持”的科学方法论,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根本保障。

当前,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为规范“能下”过程提供了基本制度依据。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从发展脉络与变迁逻辑两个层面对干部能上能下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研究发现,该制度的变迁呈现“断裂均衡”与“渐进调适”交织的复合模式,在改革开放、全面从严治党等关键节点推动下实现制度重构。但受路径依赖与利益结构制约,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进程仍面临多重阻力,其核心梗阻在于干部“能上难下”。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制度相关人—制度环境”的三维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干部“能上难下”的原因在于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执行主体和对象的行动偏差以及制度环境的结构性约束,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应从以上三方面同时发力。

风腐同查同治,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反腐败战略新举措。其生成演进经历了从“既查又解决”到“正风反腐”,再到“风腐互为表里”,最终发展为“风腐同查同治”的三个阶段。该举措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由风查腐”与“由腐纠风”的同步进行。为此,必须坚持根源分析、同步查治、系统思维、分类施策以及人民至上的原则。这一重要策略,既深含事物普遍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论以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实践与认识无限循环的观点,又有着唯物史观“人民主体性”的人民论和系统—结构—非线性演化的三位一体方法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注重顶层设计,系统推进派驻机构改革。遵循分阶段梯次推进、分领域精准施策、分步骤深化拓展的逻辑,历经示范探索、深化拓展和创新突破三个阶段,清晰呈现了派驻监督“有形覆盖”的演进轨迹。改革通过领导体制、职能职责、工作机制的系统性重塑,推动派驻监督实现了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实质突破。但当前仍面临制度授权的模糊性缺口、机制协同的效能梗阻以及实践运行的阻滞因素等挑战,集中表现为授权边界模糊、协同监督乏力、派驻干部能力不足与流动不畅等问题。未来需靶向施策,构建动态调适的授权体系以破解制度模糊,打造协同联动的监督格局以破除机制梗阻,培育专业精干的派驻队伍以化解实践堵点,持续推动派驻机构改革向纵深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粮食安全与共同富裕的协同推进,亟需以“大食物观”引领县域富民产业发展,这也是“十五五”规划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核心要求。本文立足多学科理论视角,系统阐释大食物观在食物边界拓展、发展目标跃升、发展路径融合、安全维度延伸的核心内涵,深入剖析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比较优势激活、生态经济协同、价值链重构、治理体系创新赋能县域富民产业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大食物观与县域富民产业在目标、要素、空间维度存在高度耦合性,其深度融合能有效破解县域产业同质化、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等现实困境。基于“十五五”规划视角,本文从战略定位量化、产业布局差异化集群化、“人地钱技”要素保障改革、共享型治理机制构建四个维度,提出系统性实践路径。本研究构建了大食物观与县域富民产业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完善相关领域学术体系提供支撑,也为县域产业政策制定、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推进提供实践参考。

政党中心主义是与英美市场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日德官僚技术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相比较而得出的本土化理论范式。为揭示当代中国政治安全体系的运行机理,本文引入政党中心主义范式,基于合法性基础、“求治”实践逻辑及体系适应性三重逻辑,提供一套综合的分析框架。当代中国政治安全体系的运行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过程,其运作路径表现为“体制吸纳—意识形态合法性—意识形态安全”“制度整合—程序合法性—政治制度安全”“政策执行—绩效合法性—国家政权安全”三个维度。在政治安全体系运行过程中,合法性基础、“求治”实践逻辑以及政治安全要素(如政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存在某种“匹配”特征。政党中心主义为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安全体系的运行提供更具整合性的分析范式,而后者则为检视政党中心主义这一本土范式的解释力提供具体的议题情境。

数字技术嵌入科层体制后,在提升治理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数字形式主义等负担,如何在不放弃技术赋能优势的前提下规避其负面效应,成为治理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A市综治过程的田野观察,通过剖析科层组织面对数字形式主义所采取的能动调适过程,揭示了“数字简约治理”的运作图景。研究发现,当数字技术的指标逻辑难以适应社会治理的复杂性需求,导致数字治理难以依照泰勒式高效管理逻辑运行时,组织将既有的非正式制度引入数字科层制之中,通过决策过程中的适应性治理、执行过程中的条块协同以及监督过程中的“虚实结合”三重机制实现数字简约治理,从而强化制度韧性,防治形式主义。本文的贡献在于,提出“数字简约治理”的概念,为理解县域数字治理现代化中的组织能动性提供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并为其他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