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营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久的兴旺期。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方针政策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大力加强法治保障,因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舆论环境需要法治作为“定海神针”,因时因地制宜的政策亟待上升到法治的规范性和稳定性,约束公权力的任性需要法治的“笼子”,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思维惯性需要法治来强力矫正,法律的正确有效实施需要法治提供系统化保障。2025年5月20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它从保障公平竞争、改善投融资环境、支持科技创新、注重规范引导、优化服务保障、加强权益保护、强化法律责任等方面都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全面体现了法治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权益保护作用、服务保障作用、行为规范作用和发展引导作用。

从阶级斗争到伟大斗争的话语变化,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世界矛盾运动的新的历史特点共同决定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肩负着斗争的使命。伟大斗争赋予了这种发挥历史主动性、践行使命任务的斗争以崇高性,并以此实现了对中国共产党全部斗争实践的话语概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着力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在文化上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在经济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国际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切斗争的实践要求是: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政治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是有效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问题,形成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根本举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探索与思考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理论根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进程构成了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演进脉络;从时代价值来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是夯实党在农村执政基础、巩固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长效化的关键之举,是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抓手,是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保证。

基于人工智能发展演变的现状和内在逻辑,从技术与社会互动互构的分析视角入手,辨析人工智能发展的本质意涵在于以功能替代助推主体发展和社会发展。在匡正当下人工智能发展中存在的认知偏差方面,阐述“对人工智能的‘可为能为’不必预设拔高”“对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不应夸饰误导”以及“对人工智能的‘替代量级’不可判定失当”的观点。为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进一步概括提出包含“彰显人类的主体地位”“明晰治理的价值理念”“突出治理的目标侧重”三方面核心内容的治理融入策略。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重塑文科教育的学科边界。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赋能、学科融合、思维方式转变与伦理影响,正在改变传统文科教育模式。在技术赋能方面,人工智能开辟了从个人探索到跨学科协作的新范式,重塑了人文知识的生产方式。在学科融合方面,科技人文学科的兴起体现了文理学科在认知框架层面的深度整合,这种整合源于时代对创新型人才和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需求。在思维方式上,定性与定量研究正由二元对立向融合互补转变,数据驱动型研究范式和复合型认知资本培养成为新的发展方向。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高校的态度经历了从技术防控到规范应用,再到系统融合的演进。文科教育改革应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构建跨学科研究平台,完善分级监管与防控机制,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通过AI与人文的融合发展,培养兼具科技视野与人文情怀的复合型人才。人工智能将为文科教育插上腾飞的翅膀,开创智能时代人才培养的新局面。

在人工智能时代,政务服务正面临着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本研究通过构建“数字互动—政民互信”理论框架,揭示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数字互动通过“数字效率”与“情感感知”双重路径作用于政民互信的内在机理,为数字时代政民信任关系培育提供创新实践路径。在数字效率层面,人工智能技术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整合资源并助力智能决策,赋能政民互信;在情感感知层面,人工智能赋能情感计算技术,构建情绪识别与主动关怀机制,赋能政民互信。研究揭示了政民互信的双向信任关系,政府通过赋权、约束和反馈建立对民众的信任,民众基于制度认同、技术信赖和情感共鸣形成对政府的信任。人工智能技术在政民互信关系建构中起到重要作用,可以协同数字效率与情感感知,打造稳固的政民互信范式,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志愿服务参与需要发挥志愿者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对常州TF志愿服务管理项目的案例分析表明,可以情感、规范、赋能、自治这四种策略塑造社区志愿者的主体性。这四种策略贯穿于志愿者主体性塑造的不同阶段,既各自发挥作用又相互交融。每种策略背后隐含着专业逻辑和自主逻辑,这两种逻辑并存交织、层次递进,有效塑造了社区志愿者主体性。上述发现从微观视角深化了现有关于志愿者主体性塑造的研究,为推动社区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政府组织机构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百年精兵简政和政府机构改革演变历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遵循着基本发展逻辑,特别是以党的理论为指导确定机构改革战略和价值导向的政治逻辑,围绕中心任务和使命推进改革的社会逻辑,从政府内部结构改革到国家治理体系下全面改革的国家战略逻辑。在此基础上,政府组织机构体系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组织机构改革现代化的领导,把握住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条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性的价值导向,坚持依法治国方略下的政府机构体系法治化路径。

伴随启蒙理性的张扬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国家与社会从传统形态走向现代构型,现代化遂成为政治与制度演进的根本主题。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变迁与治理挑战,现代国家如何实现“人即目的”的价值诉求,依然是国家政治发展和治理变革无法回避的核心命题。对此,需要回到政治哲学的元问题进行融通对话,从人文与理性的双重变奏深层思考现代国家治理的叙事逻辑,厘清现代治理中自由、秩序与公共性的结构性张力,为理解当前治理困境中的制度选择与价值指向提供新的视野与阐释框架。同时必须认识到,现代国家成长应超越单一理性工具的逻辑,回归公共理性与人文性的整合,以实现对人的尊重、权利的保障与政治善的追求。

国有企业兼具了企业性和公益性双重特性。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八大以前,国有企业改革都倾向于淡化国有企业的公益性特征,在改革的价值取向上倾向于单纯的利润最大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价值取向转向追求利润与履行战略使命(社会责任)的二元特性。党的二十届三中提出的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体系、分类考核评价以及增加值核算,为落实这一价值取向、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了基础。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需要平衡好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关系,以增进国有企业改革价值取向的实现。在政策建议层面,应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关切现实需要、关注核心主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