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文化的提出是对党的百年文化倡廉传统的继承发扬,其新要求体现为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反腐倡廉的氛围,注重纠正“硬性灌输”的误区,明确应以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基础。新时代廉洁文化传播机制可分为生成、转化、反馈三个环节。结合浙江省清廉文化建设实践,廉洁文化的生成需要文化基础、现实支撑、制度保证,应该经媒介内容呈现、推广渠道、融入载体而实现本地转化,还应该重视对效果的评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施治、综合治理,开展“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正风肃纪反腐,深入实施“打虎”、“拍蝇”、“猎狐”、监督、改革、教化等六大行动,认真医治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坚决祛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全面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清廉中国建设取得了新成就。

作为公共管理领域继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和新公共管理范式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公共治理范式,整体性治理理论建立在对官僚制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的基础之上,并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强力推动,经历了理念提出、策略倡导和理论深化三个发展阶段。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民需求和问题解决为治理导向,强调合作性整合,注重协调目标与手段的关系,重视信任、责任感与制度化,依赖信息技术的运用,极大地提升了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意旨,对于推进中国的公共管理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小国寡民”并不是要退回到原始社会 ,它通过理想化的形式 ,表达了老子的社会改造构想。它是老子哲学在治国方略上的具体化 ,是本源的道的具体诠释。这一构想在深层理念上也体现出一种自然主义 ,无为则是实现这一构想的具体方法。在老子的治国思想中 ,看似原始落后的现象 ,实为表明他对“无为而治”的向往。因此 ,我们不能用绝对的眼光来透视其内涵 ,而应进行系统辩证地分析。

舆情的分类就是按照选定的属性区分舆情概念,将具有某种共性的舆情概念集合在一起的过程。舆情的分级以舆情空间为标准,在具体的舆情分级过程中可以从媒介空间与地缘空间两个维度展开。舆情的分类以中介性社会事项为标准,在具体的舆情分类过程中可以从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内容和性质两个维度展开。当出现分级或分类标准不能满足舆情细分需求的情况时,可以进行耦合处理。

选择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是因为毛泽东看中的是能将《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和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相联系。在“包产到户”和平反错案的问题上,毛泽东于1962年和中央一线领导产生严重分歧,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还引发出毛泽东对党内高层出修正主义的思考。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整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将“退田”、“平冤狱”和“单干风”、“翻案风”相联系就能将斗争矛头直指中央一线,从而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

“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一切运动的规律,以“恍惚”来论“道”似乎不合常理,实际上,“恍惚”是对“道”绝妙的阐述和表达。“恍惚”源自原始宗教灵魂,但老子把原始宗教灵魂改造成为以“道”为本体的哲学。“恍惚”呈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直观、模糊、中道的思维特点,代表着中国古典艺术的最高境界。

我国各级政府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高度重视,制造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普遍提升,但整体而言转型步伐参差不齐。对我国目前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和实践的初步评估表明,各方面政策对明确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方向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但已有政策宣传贯彻力度不足；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尚待健全；缺少标杆且示范信息传播不畅。今后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普惠政策体系激励企业作出数字化转型的自我选择,进而引爆数字化转型的市场需求,诱导制造业企业通过自身努力提高数字化转型技术和能力,诱导并规范数字化转型技术专业化服务商发展。作为这种普惠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并以公共产品的方式,向全社会提供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模块化的、简单易用的工具。该普惠政策体系不挑选赢家并给予重点补贴,不根据企业规模大小给予大规模的特别优惠政策。为促进转型,也应鼓励我国制造业相对发达地区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政策。除此之外,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要完善配套法律法规体系。

企业价值评估是投融资和并购领域的重要现实问题。伴随着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的兴起,出现了大量的互联网企业(或称平台企业),此类企业表现出区别于传统企业的新兴商业模式及特殊性,这使得传统估值方法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因此,互联网企业估值成为一个新兴热点问题。在梳理互联网企业估值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有意义也有必要提出互联网企业估值模型的新探索思路,以期构建更全面深入反映异质结构网络之价值区别的网络经济投资估值模型。

“多中心”治理理论在现实中最大的应用价值是提出在政府公共服务的治道变革中,打破单中心的政府服务模式,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本文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内在逻辑关系展开,通过阐述该模式在公共服务型政府中的运用,以期论证“多中心”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上的适用性。
   

新老村民的社会融合对于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至关重要。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青山村为案例研究对象，探讨在空间治理实践中，新老村民的社会融合如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研究发现，社会空间具有治理意义，空间治理可以促进新老村民之间的社会融合，加强乡村内外发展动力的有效“链接”，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空间共建、空间共治、空间共享的实践，空间与治理的相互建构是促进新老村民社会融合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空间治理机制通过构建连接性社会资本，形成乡村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融合激发空间治理的内在价值，推进协商民主并强化社会资本，使其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精神资源；社会融合的效果反馈于新的空间实践中，从而有效衔接内外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带来可持续的资源要素和发展动能。

“数字社会”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是藉由数字化、网络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当代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得以孕育成型的。数字社会发展,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变迁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社会运行和网络生活状态,具有跨域连接、全时共在、行动自主、持续互动、数据共享、资源整合、高效协作、智能操控等多方面的本质特征,其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以及社会生活等领域也广泛促成了各类“数字业态”的成长。

人类正遭受来自多领域、全方位“社会风险”的威胁和挑战。基于风险生成和扩散逻辑,学界对社会风险的认知和防范进行了类型学的理论分析,指出社会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建构的,“社会的风险化”与“风险的社会化”是其特有属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和社会结构性风险是其难题,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是其治理路径,呈现出社会风险如何被塑造、如何被感知、如何被治理的研究脉络。中国社会具有历时性风险共时性存在等复杂特征,需要从“控制风险源、阻断风险流、防控风险事件和消减风险后果”来构建管控策略。风险形态、风险认知和风险防控是现代社会风险研究的创新视角,不仅为我们反思现代生活世界提供了新思路,也拓展了社会风险和风险社会研究的思维空间。

本文认为 ,长期以来在文化研究领域 ,围绕文化定义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定义现象 ,这个现象反映了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复杂性。因此 ,在研究文化或文化与社会问题时 ,应当充分重视文化定义现象的基本状况 ,以便在文化研究中更清醒地对待文化定义问题以及更精确地给文化下定义。

度量衡是规定物品分量的制度,度是定长短的单位。度既可定物品之长短,又可定距离之远近。计算距离的度有咫、墨、寻、常、丈、引、步、里等单位,总体而言以里为中心。里的长度随着各代尺的长度变化而有所变化,但总体上保持一定。里与中国法制史的结合,则突出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刑罚制度和邮驿制度上。在刑罚制度方面,五刑中的流刑明确规定了流放的里数,经各代不断演变;充军、刺配中也有关于流放里数的规定,体现了古人安土重迁的观念。邮驿制度自西周以来不断发展,关于驿站的设置、各种邮驿方式的里程速度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成就,也使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信息现代化。在我国信息化进程中,人民的信息生活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衡量国家社会发展的质量与人民幸福的重要尺度。我国人民的信息生活经历了从丰富的纸质信息生活到复杂的电子信息生活,从共享网络信息生活到共创网络信息生活,从移动化信息生活到智能化信息生活的演变。回顾40年来中国人民信息生活的变迁轨迹,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民信息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以及社会变迁,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的信息化变迁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动员在中共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高度组织化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是毛泽东时代政治动员的重要特征。这些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实践,使新政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较有效地对社会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整合,进而实现执政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可以说,1949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与政治动员密切相关,制度化(官僚化)与革命化(群众运动)的双重逻辑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革”的爆发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动员实践达到了高峰。

苏联制定过四部宪法,即1918、1924、1936和1977年宪法,它有五个优点和特点,也有五个缺点和弱点。列宁执政6年,初步实现了民主政治,同时暴露出一党专政、以党代政、控制自由民主等弊病。斯大林执政29年,表面上民主有所扩大,实际上破坏党内民主与苏维埃民主,变一党专政为一派专政、一人专政。斯大林开创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是沙皇君主专制的变种。斯大林时期苏联变成了党为民作主、党替民作主的党主立宪制,实行的实际上是党主民主政治,而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斯大林之后苏共领导人长期延误政治体制改革,拒不把有弊病的党主民主政治改革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终于被迫转轨到资本主义宪政。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管党治党的党内法规。《条例》从1997年开始试行，到2003年重新颁布，再到党的十八大后的三次修订，其文本结构、条目内容均有着脱胎换骨、与时俱进的变化，但坚持自我革命是始终贯穿《条例》变化的一条主线。《条例》的演进经历了一个过程：从1997年版《条例（试行）》的早期探索，到2003年版《条例》的初始建构，到2015年版《条例》的体系重建，到2018年版《条例》的日臻完善，再到2023年版《条例》的继往开来，《条例》的演进历程与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持续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纪律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人类与病毒的斗争背后隐含着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不同意识形态的较量。进入后疫情时代,世界价值观或发生重大调整,我国仍需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长期应对意识形态舆论战的战略准备。总体而言,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是抗击疫情中国行动的应有之义,也是后疫情时代我国消解西方舆论偏见的有效途径。同时,我国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国这个优势,发动捍卫意识形态主阵地的人民战、舆论战。此外,我国主动打好意识形态舆论战必须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科技竞争力和制度竞争力。

“五普”资料显示 ,2 0 0 0年杭州市老龄化程度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高居第二位。如何减轻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压力 ,这是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和认真应对的重要问题。面对老龄化的提前到来 ,未雨绸缪 ,动员全社会力量 ,加大对社会保障系统的投入 ,构筑养老、爱老体系 ,迎接“银色浪潮”的到来。

中法马江之战从建国以来研究成果颇多。史料汇编《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甲申马江战役专辑》汇辑了很多有关马江之战的第一手资料,还有邵循正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七册、林萱治主编的《福州马尾港图志》、以《中法战争闽、台战场专辑》刊布的1985年第1期的《福建文博》杂志等史料。此外,郑剑顺的《甲申中法马江战役》是第一本马江之战专题研究著作。当然争议也是并存的,主要有马江之战的名称问题、谁是马江战役的罪魁祸首、张成有无逃跑等,这些争议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视角探讨电子政务平台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机制及效果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研究发现,在科层制和行政碎片化的体制情境下,政府在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先后构建了信息公开机制、公民参与机制、行政审批机制和数据共享机制。这四类机制是电子政务平台影响公共服务质量的中介机制,具有改进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综合效应。本研究从技术的社会建构视角提供一个技术治理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电子政务与公共服务质量间关系的理解,而且对数字治理体系和数字治理能力建设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网络群体极化是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原因和途径,一些组织利用网络群体极化的方式来聚众并采取集体行动。网络群体极化的生成因素主要有三个:群体自身原因、政治社会事件刺激和网络的互动传播。群体思维弱智化、责任感分散及选择性接触是群体容易极化无法摆脱的因素;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矛盾又为极化提供了较多的素材;此外,在虚拟的网络传播中网民、互联网企业和一些意见领袖的推动都会促进网络群体极化的发生。

在弹丸之地的澳门,社团的数量、种类以及密度都堪称世界之最。澳门社团在原澳葡政府无为而治的管治模式下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空间,并逐步形成一个与正式权力并行的管治网络。回归后,澳门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强烈变革都影响到当地社团的生存发展。澳门社团须做出相应变革,改进运作,调适功能,调整彼此之间及自身与社会、政府之间的关系,由此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 ,包括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子系统。换言之 ,文化结构是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组成的。制度文化是文化有机整体或者是复杂整体的一个部分。制度文化作为文化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既是精神文化的产物 ,又是物质文化的工具 ,一方面构成了人类行为的习惯和规范 ,另一方面也制约了或主导了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变迁。

短视频由于其低门槛、易操作、参与性强等特点迅速被广大网民接受,成为新的流量窗口,也成为意识形态宣传引领争夺的新阵地。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不断加剧,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充分发挥短视频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和宣传渗透力,引导其担负起宣传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责任。构建强大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网络引领力,既是时代发展向我们提出的新挑战,也是新发展阶段给予我们的新机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所有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是所有本质特征实现的最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最根本保证,离开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一句空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最重要的核心力量,离开了党的领导,社会生产力就不会得到充分的解放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最强有力的基石,离开了党的领导,共同富裕就是海市蜃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和谐这一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最切实的引导者,离开了党的领导,社会和谐就是空中楼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这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最坚强的领导主体,离开了党的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就会走向歪路、邪路。

已有研究主要从网络传播、群体心理、民主政治、政策法规以及互联网技术本身去思考和研究网络暴力问题,而很少将这种社会现象放置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从整体上去理解和把握。本文尝试从社会失范与道德危机两个方面对网络暴力的社会根源加以探讨,认为网络暴力虽发生在网上其根源在网下,伴随最近三十年快速社会转型的社会失范和道德危机是引发网络暴力的社会根源。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是关键。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是爱国主义教育开展的根本遵循，包括坚持思想引领、文化涵育，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坚持主题鲜明、融入日常，坚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等。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学理阐释将有助于深化爱国主义理论研究，促进新时代新征程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开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它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科学阐明了这一思想体系包含的八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理论结晶。这一思想有磅礴的政治大气、强大的自信底气、浓浓的民众地气、乐观的世界朝气。

社交媒体的兴起彻底改变了集体行动的样态与演进过程。为了深化对社交媒体时代集体行动的理解,本研究以集体行动的框架过程理论为基础,通过对香港反修例事件的解析,探讨社交媒体时代集体行动发生与演进的机制。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时代的集体行动是信息的生产与爆胀式传播、框架的生成与演进、行动者网络的成形与扩展三者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相互碰撞的一致化过程。该进程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势力、政治参与文化、人口结构和社交媒体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孟晚舟案的核心法律问题是“人格混同”“长臂管辖权”和“双重犯罪”。如果美国金融机构提供的证据为事实,则华为与Skycom易被认定存在“人格混同”,进而认定孟晚舟构成虚假陈述。“长臂管辖权”本是美国联邦法律体制的产物,是特别类型的属人管辖权,旨在美国各州保护本州及本州居民权利。近年来,美国将其扩展至国际领域,以扩张主权,打击其他国家。按照相关引渡条约,孟晚舟的行为必须构成“双重犯罪”,即在美国和加拿大均构成犯罪,才可以被引渡,而这需后续质证方能认定。

“公共领域”是近年中外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短时间之内就有大量成果问世。就政治哲学角度而言 ,该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 ,对公共领域概念的理解 ,主要涵括该概念本身及公共性、公 私域划分等相关概念和理论 ;二 ,公共领域的历史演变 ,主要以西方社会为蓝本 ,探讨了公共领域演变的几个阶段 ;三 ,我国社会公共领域的历史与现状 ,主要涉及我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公共领域和我国公共领域的当前境况等方面的问题。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三者紧密关联,需要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和理解三者各自的内涵和特征。三者中新发展理念是贯穿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的主线,把握三者整体性要从新发展理念出发。新发展理念是我国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指导原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理念最大的一次全局性、根本性变化。“十三五”时期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高质量发展开始启航,新发展阶段是“两个大局”显现化背景下贯彻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进入新征程的阶段。同时,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新发展阶段重要特征,新发展理念也因应这点,在五大发展理念的具体落实方式上更加强调安全的维度。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和整体落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格局最大的一次全局性、根本性变化。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统一,也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彻底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国家在社会事务领域的重要补充力量,社会组织在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政策环境。为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协调性和创新性,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呈现三种循序的行动逻辑:嵌入政策议程与社会网络,获得政策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嵌入地方政府结构网络,消除项目落地阻力;嵌入基层治理单元,完成基层治理目标,从而促进“国家—社会”的有效互动。与此同时,在社会组织由“嵌入”转向“进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总体进程中,仍需要提高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专业技术能力,建立“社会问题意识”,开发竞争性(而非政府控制性)的“社会问题市场”,将公益项目和治理项目变为“社会问题的市场化”,最终形成一种“社会的创新结果”——社会治理创新。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冲击下,航空业特别是跨国客运业务发展乏力,但与此同时,货运业务成为了航空业的新增长点。杭州萧山机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020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继北上广深之后的第五大货运机场。本文通过与国内重要机场枢纽关键经济指标的对比,借鉴国内外临空经济发展经验路径,寻找杭州萧山机场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文章认为杭州应当抢抓机遇,尽快完善萧山机场的空港枢纽功能,做大做强临空经济,提升杭州乃至浙江省在构建国内国外“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首先是官僚制的行政模式,其次是政治领域和行政之间的特殊的责任规定和关系。自从19世纪晚期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以及20世纪初期古德诺撰写《政治与行政》一书之后,政治——行政二分法便成为争论不休的学术话题,被众多的行政学家所诟病。到底应该如何认识政治和行政,以及它们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正确把握这一重大学术命题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