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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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为民造福与抓好党建：两个“最大政绩”的内在统一

丁俊萍, 冯帅涵

2026, 1(3):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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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观是党的性质宗旨的集中体现,深刻影响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与“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两个命题,为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两个“最大政绩”在价值取向、实践路径和评价标准上实现了有机统一,是在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下相互转化、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厘清两个“最大政绩”的内在统一关系,对于引导各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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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精髓要义与价值归旨

范晶,王宜科

2026, 1(3):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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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安全观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创新性融会与升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并强调“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标志着这一重要思想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十五五”规划纲要设置安全保障类指标并将其纳入约束性指标体系,部署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构建起“五位一体”的安全保障格局。面对“十五五”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复杂形势,必须以系统观念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安全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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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行动与生产生活新范式研究

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面向智业革命的理论与战略

张磊

2026, 1(3):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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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业革命是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由新一代人工智能驱动的又一次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系统性变革,适合作为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标志性概念。“以人为中心的人机协同”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道路能够从科学、认知和实践三个维度完整理解人类智能和行为,可以比本体论的人工智能技术范式更好地实现模拟。根据人工智能前沿突破—部署应用—生态发展的分析框架,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处于较好发展时期,初步验证了基于人机物一体化智能系统的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道路可行性。我国若要成为智业革命引领者,关键在于优化顶层设计,以“智改促深改”,即以经济社会的智能化改造为契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智业革命所需要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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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行动与生产生活新范式研究

锚定“以人为本”推动人工智能包容性发展

施美程

2026, 1(3): 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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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结构转型与智能技术革命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面临“未富先老”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双重变局。人工智能既能弥补劳动力供给缺口、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可能引发就业结构分化、收入分配失衡、数字鸿沟扩大等风险。包容性发展理论为回应这一命题提供了重要学理基础,其核心价值导向是“以人为本”。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劳资分配失衡、技能—岗位错配、数字鸿沟扩大三重现实挑战。中国在技术创新、劳资关系、社会发展领域的本土实践积累了点状探索、局部先行的宝贵经验。应对上述挑战,需要构建能力、分配、治理三维协同的包容性发展路径:以普惠性人力资本投资破解技能错配,以劳资收益共享机制矫正分配失衡,以包容性治理制度筑牢公平底线。只有将能力建设、收益共享与制度保障有机统一,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赋能人、造福人的工具,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性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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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

制度治党研究的基本场景及未来趋势——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陈朋

2026, 1(3): 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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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治党是党的制度体系建设中的热点话题。通过文献计量和可视化的分析方法,采用CiteSpace软件对1988—2025年的相关成果进行分析,绘制出制度治党研究的年代分布、研究力量分布、关键词等方面的知识图谱。分析制度治党的理论内涵与内在逻辑,梳理制度治党的历史阶段演进及演变,探讨制度治党的实践探索与机制创新,分析制度治党的体系构建与未来展望,是当前制度治党研究的主要命题。未来尚需在研究思路层面,体现“有高度、系统性、精准化”的特质;在问题域层面,亟须重视不同概念之间的区分;在内容要点层面,亟须明晰制度治党的核心命题;在研究方法层面,亟须重视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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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

党建引领型服务: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逻辑——以J市农民工服务供给为例

李庆瑞

2026, 1(3): 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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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然而,普惠性的供给模式难以精准匹配特殊群体的实际需求。本文以J市农民工服务供给为例,采用“微观叙事”与案例研究方法,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分析党建引领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精准配置的行为逻辑。研究发现,农民工服务供给是一种“党建引领型服务”,即在执政党高位推动下,构建公共服务合作者网络并合理配置服务资源的过程。前者(网络构建)体现为执政党嵌入政府结构所形成的多元服务主体,反映公共服务网络的结构;后者(资源配置)则是党政系统在既定权力框架内对服务资源的再分配,反映公共服务系统的互动机制。研究突破传统“需求—供给”分析中普惠性预设,以复杂系统视角阐释党建引领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逻辑,从聚焦“技术应用效能”转向追求“价值包容正义”,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注入了中国情境下的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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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

新时代治理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的地方实践与优化路径——基于“压力—动力—能力”整体性框架的分析

申鲁菁,高国舫

2026, 1(3): 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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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不担当不作为,既是科层制组织固有惰性的制度投射,也是政绩观错位所引致的权力失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与各地开展了系统的专项治理。本文基于“压力—动力—能力”整体性分析框架,对当前相关地方治理实践进行分析后发现:压力传导、动力激活与能力赋能虽已形成,却分别陷入压力传导的泛化变形、动力机制的象征性运作、能力赋能的结构性短缺的困境。因此,应从压力校准、动力修复、能力重构三个层面协同发力,推动干部从“避责躺平”转向“担当作为”,实现治理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的路径优化,从根本上引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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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行政

“数字中国”战略有助于提升环境治理效能吗?——基于31个省份6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詹国彬,张妍

2026, 1(3): 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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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国”战略的根本目标在于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中国”战略的实施势必会对我国环境治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6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研究“数字中国”战略对环境治理效能的政策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中国”战略的实施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尘的排放,从而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与提升;同时,“数字中国”战略通过促进经济规模扩张显著提升环境治理效能。为进一步深化和落实“数字中国”战略,提升环境治理效能,可资参考的政策举措包括:持续推进“数字中国”战略,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力破除“数据孤岛”羁绊,完善数据共享与协同治理机制;采取“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策略,推动绿色数字产业发展;正视地区发展差异,制定更具适应性和精准性的政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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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行政

全链条治理视角下节粮减损的政策演进、多重约束与优化路径

柳荻

2026, 1(3): 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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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粮食安全风险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节粮减损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全链条治理视角,在梳理总结中国节粮减损政策演进和现实治理形态的基础上,从交易成本、激励约束、能力支撑与协同治理等方面,对节粮减损面临的多重约束及其优化路径进行系统分析。中国节粮减损经历了探索起步、系统推进和长效治理三个阶段,逐步由局部减损和末端反浪费拓展为覆盖粮食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的全链条治理实践。然而,节粮减损的深化仍面临制度运行中的高成本摩擦、减损行动中的激励不相容、治理落地中的能力支撑不足以及多元共治中的协同治理困境等多重约束。进一步推进节粮减损,需要着眼长效治理,从降低全链条运行成本、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关键环节能力支撑和健全多主体协同机制等方面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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