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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刊目录

  • 2017年, 1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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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蓝蔚青
    2017, (4):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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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八战略”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性探索,是落实党中央对浙江“走在前列”要求的政治担当,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浙江素材和浙江经验;是针对世界性难题提出的克难攻坚之策,引领浙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是立足省情扬长补短的科学谋划,指导浙江实现了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它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战略新思想在一个省范围内的先行探索。“八八战略”的成功实践打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绚丽的“浙江样本”。它在施政宗旨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总体布局上着眼全局、统筹协调、战略思考、整体设计,在方法举措上辩证分析、对症下药、综合施治,这些都在更大范围内具有示范意义。
  • 韩强,苏文星
    2017, (4):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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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和坚持领导干部必须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特征,也是对领导干部最基本的政治要求,是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首要政治纪律。理论清醒是政治坚定的前提,要让领导干部做到真正讲政治,首先就要把讲政治的理论来源讲清楚,使其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领导干部讲政治的理论渊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领导干部讲政治的理论本源;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是领导干部讲政治的根本依据;政治学基本原理是领导干部讲政治的学科根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领导干部讲政治的民族源泉。
  • 李前
    2017, (4):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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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是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支撑,在艰难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组织文化。其基本属性体现为人民性、实践性和组织性。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引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工程、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然而近些年来,一些“病态”文化逐渐滋生蔓延,严重影响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我们必须认真反思,在反思中切实加强建设,通过自身的文化建设充分发挥以文化人的作用,以好的人文教化全党。要以感化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忘初心;以强化严肃组织生活、把握原则;以净化严格监督管理、遵规守纪;以深化坚持正确引导、端正作风。
  • 王学平,王茜
    2017, (4):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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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思想科学化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只是人类共产主义思想科学化的“开幕式”,而不是完成式。恩格斯寄希望于考茨基等对“共产主义”进行“注释”(科学化),考茨基等却辜负恩格斯的希望,给共产主义科学化造成重大损失。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同舟共济,是习近平对共产主义思想科学化新贡献的基本内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和平发展,是习近平对共产主义思想科学化新贡献的新路径。习近平对共产主义思想科学化的新贡献,真正开启了人类和平探索共产主义的新征程。
  • 张俊国
    2017, (4):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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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对家风长期思考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内涵比较丰富的家风思想,如“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注重发挥妇女在“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领导干部的家风“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等。研究和探讨习近平的家风思想,无论对于正确了解与认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总体思想,还是对于科学把握和有力推进习近平关于党风政风民风根本性好转的战略部署,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 任洁
    2017, (4): 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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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与中国现阶段存在的巨大利益分配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是否正视、能否解决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分配不均、贫困等问题,关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以及社会主义的永续发展。实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实现共享发展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要坚持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缩小社会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继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切实解决最后一群人的贫困问题,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 李双套
    2017, (4): 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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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四个自信”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如何认识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优势性”?这需要从社会主义的类型来分析,社会主义是包含理想、运动、思潮、意识形态、因素和制度等六个层次的多维概念。从类型上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资本主义“优势”与社会主义“优越”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整体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共存,互相排斥,互相合作。在此期间,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因素都会不断累积,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这不会因为当前的制度差异而改变。
  • 周盛
    2017, (4): 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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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偏好的可变性,共识的达成不是依托市场机制或民主过程协调取舍的“零和博弈”,而是对话与合作基础上对群体偏好的共同构建。对其程度的测量指标包括个体偏好一致性和群体共识的可接受性。通过博弈行为实验发现:(1)公民参与结构的权力维度失衡是造成偏好分歧的主导因素,因此分权是构建共识的基础性策略。(2)仅仅通过利益协调的方式达成的共识流于形式,且有较大的合法性风险。(3)公民参与结构的信息维度对政策共识的影响因公共议题的专业性而不同,信息不对称基础上形成的共识为“不成熟的共识”。
  • 史龙鳞,陈佳俊
    2017, (4): 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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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建设在外部政策动员、工作模式创新等因素的作用下,一直以来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反而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基于“结构-行动者”的分析视角,通过对B大学基层团组织活力建设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以类科层官僚组织体系为核心的高校共青团组织结构,以及以谋求晋升、习惯性实践为行为取向的行为者是制约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建设的两个重要因素。通过探讨具体的制约机理,可为新形势下高校基层团组织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 乔晓楠,郑瀚博,何君婷
    2017, (4): 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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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水污染治理呈现出城乡差距日益加剧的现象,同时在城市中广泛应用并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公私合作制(PPP)却无法复制到农村。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对污水处理企业的调研,借鉴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框架,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指出农村水污染治理责任主体的模糊、政府支付承诺缺失、保障公私合作制应用的制度体系缺漏是导致污水处理企业不愿在农村进行专用性环保资产投资的原因。通过厘清各级政府之间的治污责任、构筑包含政府采购在内的合同环境服务制度体系以及强化环保服务需求侧的运营补贴等政策措施,可以促进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公私合作制的应用,同时解决资金与效率问题,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 毛振鹏,王曦
    2017, (4): 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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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对政策环境依赖性较强。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科技型中小企业支持政策评价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山东省青岛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支持政策效应调查为基础,运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理论,对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价。在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构建种子期、初创期企业发展的市场生态;针对高成长性的企业打造支持政策升级版;采用市场化手段支持成熟期企业转型升级。
  • 李瑞君,焦婷
    2017, (4): 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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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文化是与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共和制等相关联的新型价值规范,是一种理性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具有个体与国家权利与责任的互负性、自我与他者权利与责任的互负性、倡导法律至上的法治思维、公共生活文化和私人生活文化相分离等特质,这对于形成平等公正的社会、促生政治信任、维系社会团结、润生公共精神等起着积极作用,有助于形成持久而自觉的国家认同。
  • 胡金伟
    2017, (4): 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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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传统宗教的界定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一般来说主要包括宗法性传统宗教、本土道教以及产生于明清两代的民间宗教。传统宗教在与中国社会漫长的碰撞、融合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功能,从宗法性传统宗教到以儒佛道为主的传统文化与宗教的融合发展,传统宗教文化在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近代以来,随着传统宗教历史功能的演变以及民众在宗教感情、信仰特征等方面的变化,传统宗教文化虽然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但依然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我们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当下对于中华文化认同感的建构,要注重挖掘传统宗教文化的内涵及价值,并发挥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 陈中权,周蓉
    2017, (4): 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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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中”和“庸”的旨趣和起源,可以理解为“中”是一种难以精确把握的自由状态,“庸”是“中”的运行载体,“中”在“庸”中实现自我。“中庸”就是在时时刻刻变化着的现实情境中通过消弭二元对立的微妙平衡而达到对整体命运的把握,是“两边都不取”或“合二为一”的方法论。“中庸”反映了中国人与物和谐的整体中和、向内追求生命自由、在现实人伦中实现自由,以及内观返照与安心立命的独特自由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