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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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卷 4期刊出日期：2016-07-28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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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我怎样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
高放
70年来我与时俱进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6年到1957年,即19岁到30岁,我上北京大学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直接投身革命,在华北解放区华北大学当研究生,随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马列主义理论教师,当时年轻气盛、敢想敢说。第二阶段从1957年到1978年,即30岁至51岁,1957年受到批判后,我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转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长期受“左”的路线影响,思想上时感困惑,不想照说,教研中只能照本宣科或只想不说,以免祸从口出。第三阶段从1978年至今,即从51岁到快满90岁,我痛定思改,思想解放,纠“左”防右,善想善说,勇于创新,重新总结国际共运经验,提出诸多新见解,力求推进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全面建设成功。
2016 Vol. 1 (4): 4-12 [摘要] ( 368 ) [PDF 1288KB] ( 743 )

决胜全面小康与着力防控风险相辅相成
颜晓峰
把决胜全面小康这一奋斗目标与着力防控风险这一底线布局紧密结合起来,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色。其主要表现在准确判断民族复兴前景与风险并存的大趋势;构建国家安全体系,确保总体国家安全;用治国理政总方略作为防控风险总战略;贯彻新发展理念,化解矛盾风险;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牢牢把握化危为机的主动权;掌握风险辩证法,增强风险防控能力。
2016 Vol. 1 (4): 13-20 [摘要] ( 505 ) [PDF 1198KB] ( 741 )

论习近平的互联网观
李美希;胡晓红
习近平的互联网观作为其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契合时代需求、适应社会发展的特点:通过构建互联网体系来有效治理互联网社会,保障互联网安全;利用互联网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来清朗互联网空间,净化思想舆论阵地;改进思想舆论工作离不开互联网思维的强化;建设互联网强国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及核心技术,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开放合作。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观、清朗观及发展观构成习近平的互联网观,彰显出中国智慧,显示出大国作为,将引领世界互联网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2016 Vol. 1 (4): 21-25 [摘要] ( 547 ) [PDF 1171KB] ( 786 )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肖剑忠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显著成就,但仍然存在部分党组织召开组织生活会不正常、少数党员遵守政治纪律不严格、党员集中学习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等薄弱环节。为此,必须坚持制度加技术的思路,并通过对基层开展巡视、对组织生活会录像和抽查、对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言行进行严肃批评和积极举报、强化课堂管理和改进考核制度等,补齐基层全面从严治党存在的短板。
2016 Vol. 1 (4): 26-32 [摘要] ( 422 ) [PDF 1193KB] ( 816 )

关于基层党组织严格党内生活的若干思考
刘艳云;胡义清
严格党内生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是全面从严治党下党内生活的新常态。基层党组织作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基础力量,严格基层党组织生活具有现实紧迫性。基于当前基层党组织生活存在定位偏低,要求不高;自由散漫,管理不严;形式单调,方法陈旧;钻营取巧,功利主义等问题,需要通过加强基层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切实保障普通党员民主权利、增强党内生活的实质性、不断探索党内生活的新形式、建立常态化的党内生活考核监督机制等措施切实严格党内生活。
2016 Vol. 1 (4): 33-38 [摘要] ( 366 ) [PDF 1183KB] ( 846 )

论国家治理的民主意蕴
黄小钫
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它要求国家治理必须体现主权在民的理念和原则。国家治理民主化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运行要符合民主的原则和程序,体现民主的价值,有利于维护和实现人民的利益;二是国家治理主体要适应民主政治发展要求,培养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提高民主素质和民主能力,学会运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要牢固树立民主、法治的现代治理理念,构建公平公开的治理规则和程序,理顺人民群众利益诉求表达和回应的治理体制机制,逐步实现干部选任民主化、公共决策民主化、公民参与有序化和社会监督法治化的国家治理目标。
2016 Vol. 1 (4): 39-44 [摘要] ( 529 ) [PDF 1185KB] ( 799 )

县级党政部门间的网络关系与协调机制——基于浙江省D县127个“领导小组”的社会网络分析
黄红华;宋思扬
针对不同的场景和任务,官僚组织会形成不同的协调机制。本文以D县为例,通过分析同一时期127个议事协调机构内各部门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发现在广域部门协调时,当前县级党政各部门主要围绕社会管理、经济建设和组织建设三方面的职能建立组织协作网络;各部门在这个网络中形成了“核心-边缘”的圈层结构而不是适于大部制改革的“簇状结构”;这种协作网络以官阶为基础实现多部门间大跨度的协作,建立以垂直监督为主,授权部门协调为辅的协调机制。由此看来,大部制改革重在整合与协调职能相关的少数部门间关系,而议事协调机构则重在解决广域部门间的协调问题。在广域部门间合作时,建立基于各部门法定职能基础之上的自主协调机制是必要和可能的,但这一改革任重而道远。
2016 Vol. 1 (4): 45-54 [摘要] ( 407 ) [PDF 2751KB] ( 686 )

城市农民工的同乡会及其作用研究——以黑龙江省大庆市古城同乡会为个案
张云武
本文以黑龙江省大庆市古城同乡会为个案,分析同乡会对于同乡会成员城市生活的重要作用。分析发现:同乡会有助于同乡成员流入城市后的初次就业,并成功创业;创业成功后,同乡会成员理性地采取业绩主义和乡土主义的价值取向,较好地处理了业绩获得与同乡关系维持两者的关系;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关系网络以及同乡会核心成员的乡土主义价值取向有助于提升同乡会的凝聚力。这些发现相对于已有研究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2016 Vol. 1 (4): 55-63 [摘要] ( 356 ) [PDF 1285KB] ( 745 )

监管与反制:乡镇政权与“老板村官”群体的权力互构——以浙中吴镇为例
袁松
在发达地区农村,“老板村官”群体成为乡村治理中衔接国家与农民的中间体。为了规范私营企业主主政村庄的治理行为,基层政权采取了签订承诺书、科层化考核、强化村级权力监督体系等举措,这些监管措施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在阶层分化的熟人社会中也强化了富人主导的权力结构。“老板村官”群体基于权力来源的独立性而表现出行动的自主性,他们的行动策略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基层政权对其治理行为的规制。为实现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乡镇在治权弱化的背景下以其所掌握的市场资源引导“老板村官”群体投身村庄治理,乡村两级的关系在权力互构中呈现出从控制到交换的转变。
2016 Vol. 1 (4): 64-71 [摘要] ( 347 ) [PDF 1214KB] ( 708 )

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观及其现实启示
杨腾飞
20世纪末期以来,我国的整体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一路走高,引起人民群众不满,社会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理论上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收入分配应该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公平合理,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一社会主义优越性并没有体现出来。马克思主义是我党执政的指导思想,希望通过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借助这一理论资源,结合我国实际国情,能够指导我国收入分配的实践,实现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
2016 Vol. 1 (4): 72-77 [摘要] ( 390 ) [PDF 1184KB] ( 883 )

劳模文化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
张志元;郑吉友
劳模是企业形象的象征,劳模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补充。文化关怀铸就生产力,传承劳模文化,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企业在观念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实现突破,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劳模文化融入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中的短板在于,劳模文化对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引领作用发挥不足、劳模文化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不显著、弘扬劳模精神的工业精神与制造文明缺失、劳模文化涵养的制造业自主创新意识有待增强。我国要实现劳模文化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构建劳模文化引领的多维度制造业协同创新体系,将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着力点更多放在自主创新上,传承新时代的劳模精神助推制造业创新价值链,营造劳模文化涵养制造业创新的制度环境,加快推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
2016 Vol. 1 (4): 78-83 [摘要] ( 404 ) [PDF 1182KB] ( 847 )

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建设与地方社会治理创新——基于杭州市江干区的实践样本
郎晓波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杭州市通过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建设大力推进地方社会治理创新,其发展现状和实践经验在全国具有先兆意义,为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践样本。本研究基于对杭州发展阶段及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建设背景的认识,分析杭州的实践做法及效度和限度,提出优化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思路建议:政府应着力健全和完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加快社会组织资源整合,增强社会组织服务平台的孵化和积聚功能,从而为满足社会需求提供更多专业化的优质组织服务。
2016 Vol. 1 (4): 84-90 [摘要] ( 438 ) [PDF 1205KB] ( 715 )

建党前后浙籍先进分子群体研究综述
黄伟
近代以来,浙籍先进分子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形成了庞大的群体,他们为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党前后的浙籍知识分子群体与其他群体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大多在海外留过学并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有相当程度的文化素养,在积极投身抵御外侮的同时积极参与中国近现代社会事业的发展。建党前后浙籍先进分子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他们始终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因此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他们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彰显其应有的价值。然而,对照目前的研究状况可以发现,国内外相关学者对此缺乏足够的兴趣,围绕建党前后浙籍先进分子群体的研究成果也仅仅局限于四个方面,即浙籍先进分子与建党的研究、建党前后浙籍先进分子的个案研究、海外学者特别是台湾学者对浙籍先进分子的研究、浙籍先进分子相关史料的整理。但是,这些研究难以与建党前后浙籍先进分子的历史贡献构成正比,甚至某些建党前后的浙籍先进分子因被学者遗忘成为学术研究的盲点。因此,对建党前后浙籍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研究进行综述,厘清研究的大致脉络就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必然,也有利于进一步丰富中共党史的内核,拓展研究的内容。
2016 Vol. 1 (4): 91-96 [摘要] ( 367 ) [PDF 1248KB] ( 8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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