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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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卷 6期刊出日期：2020-11-23

本刊特稿政党建设经济学政治与行政文史哲

本刊特稿

信任、现代性与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
翟学伟
信任是社会构成的前提和基础,由于它原本具有的自在性,人们一般视其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而不会刻意将其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信任作为热门话题的兴起,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对此,西方学者在现代性视角下提出了多个信任的定义、理论及研究框架。由于“信”在中西方语境中存在明显的不同表达形式,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对于人与社会的思考方式,如果照搬照抄西方信任定义或理论,会造成在研究中国社会信任时迷失方向。其实,信任的本质是附着性的。其中,关系性、时间性和约束力是理解其内涵的三个要点。而讨论社会治理,则要讨论信任背后对人性善恶的不同假定,由此带来因信任(或不信任)所引发的不同社会控制模式。一个国家究竟应该选择哪个角度开展社会治理,是社会科学研究最为根本的任务之一。
2020 Vol. 1 (6): 4-10 [摘要] ( 721 ) [PDF 1212KB] ( 984 )

政党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工作的百年进程与基本经验
张世飞,王冰冰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始终坚持并稳步推进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根据党所面临的不同时代条件、所承担的不同历史任务及所开展的民族工作的实际情况,可将党领导民族工作的实践进程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主要阶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积极探索并形成了许多关于领导民族工作的理念和做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断深化了对领导民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民族地区的特点及具体情况因时因地制宜;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在复杂的动态进程中不断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2020 Vol. 1 (6): 11-18 [摘要] ( 654 ) [PDF 1144KB] ( 903 )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境界的生成逻辑
陈妮,贺新元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承与超越的基础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的时代背景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在坚守和践行理想信念时所形成的精神状态、人生态度和生活心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有其特有的生成动力和形成原因。其形成过程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再铸,离不开对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滋润和涵养;其形成动力源自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与诠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理想信念的崇高性规定了共产党人的处事修养和人生态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以对时代问题回应与解答为标识,具体表现为敬终如始、无我为民;为而不有、立而不恃;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民胞物与、和合共生。
2020 Vol. 1 (6): 19-25 [摘要] ( 601 ) [PDF 1136KB] ( 986 )

全面提高机关基层党建质量研究——以杭州市西湖区疾控中心“1+X”党建模式为例
胡小炜,成为杰
全面提高机关基层党建质量是当前加强机关基层党建的迫切要求。杭州市西湖区疾控中心党支部深入构建“1+X”党建模式,在“党建+业务”上体现出了“双强”示范效应。由此给机关基层党建带来以下启示:必须适应时代要求,更新机关基层党建思维;紧扣业务工作,抓住业务工作特点发挥有力政治保障作用;激发党建活力,得到普通党员和群众的肯定和支持;把握变局开创新局,始终保持进取精神。
2020 Vol. 1 (6): 26-30 [摘要] ( 606 ) [PDF 1131KB] ( 643 )

政治与行政

防疫抗疫: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应对理念、制度、举措与精神比较
邓纯东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21世纪第三个10年的开端给全世界及世界各国政党、制度、治理体系出的一道考题。在应对和处置这场全球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比较,中国共产党与资本主义执政党执政能力之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之比较,孰优孰劣,从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应对理念、制度、举措与精神的对比中就可见一斑。经过这场战“疫”大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行”的论据更加充分与有力。
2020 Vol. 1 (6): 31-35 [摘要] ( 850 ) [PDF 1122KB] ( 1274 )

走向“政治极化”: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政治传播效应
陈东进
对于美国政治传播研究者们而言,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以下简称“辩论”)是一次政治传播盛典,但是辩论在政治传播中对于民主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争议的话题。辩论从最初肯尼迪与尼克松之间的彬彬有礼,到特朗普与拜登甚至主持人华莱士之间的唇枪舌战,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冲突感,与此同时以政治意识形态对立为特征的政治极化也愈演愈烈。利用“辩论—竞选—美国政治”分析框架,本文从辩论的发展演变中说明辩论如何改变着美国政治传播生态,让候选人、政党、媒体,还有选民(观众)都陷入冲突与对立局面。辩论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力是逐渐渗透与外溢:辩论所包含的候选人、观众与规则三要素,已经预设了冲突与对立;这些冲突与对立在大选中得以进一步放大,影响到大选中的政党、选民与媒体,形成竞选极化;竞选极化又最终影响到美国政治极化,让美国民主遭受到一系列的打击,包括政府效率低下与社会信任下降。
2020 Vol. 1 (6): 36-43 [摘要] ( 622 ) [PDF 1162KB] ( 1041 )

数字乡村政策扩散的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基于衢州市柯城区的案例分析
沈费伟,叶温馨
数字乡村发展政策扩散既要符合《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的总体要求,也要根据地方实践进行内容创新。从政策扩散理论出发,在对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的数字乡村政策扩散案例进行深度剖析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探讨数字乡村政策扩散的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当前衢州市数字乡村政策扩散面临着可嵌入性层面的照搬先进经验,忽视地方治理特色;可建构性层面的依赖外部主体,忽视内部主体动员;可持续性层面的注重形式扩散,忽视资源全面整合的现实困境。未来需要从可嵌入性、可建构性和可持续性层面提出优化路径,切实提升数字乡村政策扩散的绩效,促进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2020 Vol. 1 (6): 44-50 [摘要] ( 682 ) [PDF 1147KB] ( 669 )

智慧化环境治理的国内外经验与借鉴
郭少青,陈家喜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国内外都在探寻新路径来应对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生态风险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智慧化环境治理是依托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环境治理的一条新路径。本文将以新加坡、深圳盐田和广州南沙的智慧化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为例,分析其建设背景、发展历程和体系特点,总结经验启示,为新型环境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借鉴。
2020 Vol. 1 (6): 51-57 [摘要] ( 616 ) [PDF 1277KB] ( 1126 )

经济学

以平台为抓手,促进中国农业产业的升级
隋福民
中国农业产业升级面临诸多挑战:小农户数量多,非农就业转移空间有限,人们对产业升级路径的认识不尽一致等。传统的农业产业升级思路是改造生产端,但本文认为应该从流通端入手,让流通端带动生产端的改变。改造流通端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建设农业产业综合赋能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让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下沉到乡村,让农业生产端升级的利润主要回流到小农户手里,从而引致中国农业产业的自动升级。
2020 Vol. 1 (6): 58-66 [摘要] ( 603 ) [PDF 1152KB] ( 858 )

全球化省思:发展与安全的平衡
赵英臣
人类社会的脆弱性和发展韧性并存,全球化需要在发展与安全之间求得平衡。坚持以人为本,扬弃资本逻辑,注重全球化发展的平衡性;构建更完善的国家安全体系,强化共同安全,人类生命健康安全优先;重视产业链完整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不会终结全球化,而是呼唤一个更具人文关怀的新全球化时代,通过多元互补共塑促进人类文明创新发展,真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0 Vol. 1 (6): 67-73 [摘要] ( 589 ) [PDF 1140KB] ( 1170 )

数字经济下智慧旅游产业的商业模式与发展对策
黄子龙,和军
伴随着我国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与普及,以“互联网+”行动计划为基础的智慧产业发展效应正逐步融入到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领域,旅游产业也加快了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步伐,形成了智慧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智慧旅游作为数字旅游和智能旅游的后继性概念,其作用在于可以长期、持续性地对旅游产业进行规划、开发、管理以及营销,在提升旅游产业附加值的同时,满足旅游消费者的个性化服务需求。智慧旅游模式是整个智慧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子系统,发展智慧旅游产业不仅需要关注旅游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其他产业以及政策的支持。由此提出构建智慧旅游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城市智能交通建设、提升政府政策支持以及打造完善旅游产业信息生态环境等发展策略。
2020 Vol. 1 (6): 74-80 [摘要] ( 590 ) [PDF 1617KB] ( 1131 )

理性看待“国进民退”阵痛期的矛盾:症态、原因与对策分析
冉昊
对于“国进民退”这一争议议题,应当厘清是对观点还是对现象的争议,否则无法理解数据与经验之间的矛盾。研究发现,数据上对“国进民退”的否定存在局限,因为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其国有化的比率虽低,但权重巨大。“国进民退”不应当仅仅用比重分析方法加以度量,而应当从现实角度考察,它具体表现为:政府占据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的增加、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双重干预”、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的“收编”和国有资本在局部行业的扩张等多重维度。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其根源在于忽视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对“人”的关注、对国家资本逻辑的片面理解,以及政府干预市场的历史传统。对此,通过建设现代化市场体系、以产权制度改革带动政府—市场边界明晰、以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国营经济的结构优化,以及深化国企国资改革与支持民营企业“双管齐下”等途径,实现“国”“民”有界、协同发展,尽力缩短“国进民退”阵痛的周期。辨识“国进民退”的一系列理论与现实问题,对当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2020 Vol. 1 (6): 81-88 [摘要] ( 530 ) [PDF 1328KB] ( 1161 )

文史哲

论“实践”的哲学
余斌
《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到“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时,其中“实践的”含义是“行动中的”意思,也就是知与行中的“行”。它是要说明共产主义者相对于空谈的旧唯物主义者来说,是行动中的唯物主义者,是要改变世界的人。马克思在1845年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可以看成是马克思的《实践论》。实践的广义概念是“感性的人的对象性的活动”。其狭义概念是指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或为了达成既定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它追求环境或世界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性。在实践中可以得到大量统计数字的地方中,我们正是基于概率统计学的理论,才能够从实践中得出一些认知上的结论。没有科学的理论,人们连实践是什么都不知道,更谈不上用实践去检验什么。实践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实现真理,但并不意味着要立即通过实践去实现所有的真理。发现真理、检验或证实真理、发展真理也是实践应有的意义和作用。实践的作用还在于证明了世界是可知的。
2020 Vol. 1 (6): 89-96 [摘要] ( 502 ) [PDF 1146KB] ( 9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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