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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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关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几个基本问题

韩强,李冉

2025, 1(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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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健全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等五个方面体系的明确要求。目前来看,要正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内涵,还需要深入研究思考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定位、构成和提升三个基本问题。其中,尤其要从体系的性质、重要性、相互关系以及体系效能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基础地位;从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和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视野拓宽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范围;在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相互结合、正确把握依规治党激励和约束有机统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提升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水平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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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建设

自上而下党内监督:历史回溯、短板分析及优化策略

肖剑忠,雷舒怡

2025, 1(1):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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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改进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政治统一、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的重要保障。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完善巡视制度以及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等举措,有效强化了制度的执行力,显著加大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力度,特别是在监督主体的权威性、监督制度的科学性、监督责任的适配性、监督频次的经常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逐渐趋于完善。然而,这与监督主体的专业性、监督对象的全面性、监督成本的适当性等目标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通过增加巡视巡察的频次、激励网络举报、定期开展业务学习、强化党支部监督和谈话监督等制度建设和工作措施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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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成为新时代最大的政治——兼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整体性建构

张晓明,田茂农

2025, 1(1):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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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这一精辟论断源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必须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自觉,源于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作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唯一正确道路的科学选择。上述论断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秉持一种整体性的现代化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呈现出的历史整体性、逻辑整体性与实践整体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与党建的全面部署和推进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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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伦理解释

黎峰

2025, 1(1):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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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及物质财富积累,对全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最优化思想为指导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忽略了经济伦理问题,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伦理困境,集中表现为收入差距拉大与社会阶层对立、自然资源枯竭与生态环境恶化、人权侵害与性别歧视、殖民掠夺与霸凌主义等方面。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引的中国式现代化很大程度上能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个人伦理、企业伦理和国家伦理层面的缺失,推动人类现代化道路中经济伦理的重构。以中国特色的经济伦理体系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倡导低碳环保,深入践行生态文明;整顿规范市场秩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调整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倡导新型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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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诚信建设的风险检视与化解路径

王晗

2025, 1(1): 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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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环节。诚信文化是抑制和约束资本逐利本性的道德堤坝。守诚信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道德标识。个人诚信缺失引发现代伦理困境、商业信用危机破坏现代市场秩序、基层政府公信力流失诱发“塔西佗陷阱”是诚信风险的主要体现,可从社会转型、制度滞后、信息技术双刃剑效应等方面探析根源。化解诚信风险应以重塑与厚植诚信理念为思想立基点,以优化社会信用体系为现实发力点,以建构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为有力支撑点,以完善诚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为关键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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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变革专题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就业的三重效应及其应对

韩文龙,康灵烁,张瑞生

2025, 1(1): 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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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诞生给就业市场和劳动者带来了深刻影响,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社会焦点。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从技术性替代、组织性替代和分工式替代三个层面对劳动要素进行替代,从而对就业市场产生了直接冲击。同时,作为一项标志性的技术革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替代传统岗位的同时,也发挥了补偿效应和新生效应,创造了大量新兴岗位。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对劳动者和就业市场产生了综合效应,深刻改变了社会就业结构,在长期内拓宽了就业市场的增长空间。综合三重效应,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会推动中国就业市场实现结构调整和质量变革。因此,中国需要积极推进新型“轮岗制”的应用,促进劳动力在产业和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强社会保障和维持劳资关系和谐,以更好发挥新兴人工智能技术对优化就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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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行政

信息控制权:县域治理的统合趋向及其效能

吴春来

2025, 1(1): 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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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制压力与属地治理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县域体制在组织和制度层面实现对条块结构的再集中化,以期强化体制的整体性和行动效能。从信息沟通视角理解县域行政统合,以T县“政府重点项目办公室”为案例,研究发现:以党委决策层为中枢所建立起来的信息沟通体系,是对既有地方官僚组织内常规文书系统的有效整合和改造,提升“上传下达”行政效率;县域体制强化行政过程中信息沟通这一环节的重要性,使得党政官僚组织内部的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能够有效衔接,在维持功能清晰的基础上能够实现核心意志的有效介入和持续性建构。以信息沟通为基础的行政控制策略,即信息控制权的凸显,是基于党的主导性背景下对职能分立组织架构的有效整合、功能重塑和过程优化,体现出中国党政体制在制度调整上所具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是党政体制在制度层面所具备的韧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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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行政

结构、行动与价值:党建引领村级议事协商的逻辑与路向——基于皖北D村“板凳会”的案例分析

潘琳,李珮,蒋鹏

2025, 1(1): 6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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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议事协商作为协商民主在农村基层的一种重要实践形式,亟待由传统的行政主导模式向党建引领的多元共治新格局转型,以破解当前“制度有效、程序低效”这一实践难题。本文以“结构—行动—价值”为分析框架,通过深入研究皖北D村的“板凳会”案例,揭示了这种村级议事协商模式如何有效地将多元主体融合为一个稳定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并展现出“行政效率高、程序规范”的积极互动局面。研究解释了村级协商议事体系的内在运行逻辑:结构健全构筑了党建引领村级议事协商的基础;行动规范重塑了村级议事协商的流程;价值共创实现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要推动村级议事协商体系更加成熟与高效发展,需要精准把握乡村社会的主要特征与议事规则,平衡好民主协商与基层治理的良性关系:首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强化党建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其次,补齐制度短板,充分释放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潜力;再次,加强主体能力建设,提升协商政治素养;最后,重塑价值观念,强化协商民主价值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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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行政

“制造同意”:协商民主促成城市社区公共物品精准供给的项目动员机制

张良,郭圣莉

2025, 1(1): 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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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物品项目化供给难以精准,“去行政化”论争日益激烈。通过个案追踪,发现地方政府主动嵌入“参与式讨论”项目,寓服务于协商民主场景,动员多元行动者参与协商生成同意议题。文章引入动员与协商民主理论,建构“协商式动员”分析框架,解释协商民主促成社区公共物品精准供给的项目动员机制:协商民主制度嵌入项目以利益联结、互惠合作网络激励动员居民广泛参与;协商议程规则设定构造规范约束动员居民有序参与。协商议事单元下沉楼组保持适度规模,精准识别居民需求偏好;协商议事以公平、正义价值理念为引领动员多方参与协商促成议事结果落地;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效破解居民个体偏好制度化吸纳渠道缺失困境;识别与引领机制有效破解居民个体偏好与集体偏好难以达成共识的集体行动困境。地方政府“制造同意”在国家权威主导与公众自愿同意之间建立制度化对接渠道,构造了科层制、项目制与协商制优势叠加的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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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

利己与利他的对立统一——论“斯密难题”的破解之道

赵容艳,余斌

2025, 1(1): 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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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难题”自提出后,关于其是否存在,一直争议不断。虽然在斯密本人的理论体系中,利己与利他的矛盾被证明是不存在的,但这种不矛盾是缺乏现实基础的一种调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谓人的利己或利他本性均不符合客观实际,人本质上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不能从个人道德、主观动机出发,而应该从个人所面临的既成的社会关系的角度去探究;利己与利他的对立是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分裂的产物,但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利己不等于自私,利己与利他对立时选择侵害别人的利益满足自己的利益才是自私。利己与利他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极点,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是其最典型的体现。利己与利他之间对立的消除,不能靠道德说教,而应该消除其物质根源。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厘清利己与利他的关系,不仅能跳出斯密本人的体系审视“斯密难题”,也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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