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有的理论脉络中,选择性执行被视为基层政府运用组织自主性降低公共政策执行难度和实施成本的重要策略,最终将导致政策执行偏差现象的产生。本研究以G省Y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为案例,揭示了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的另一种面向:镇政府优先选择执行难度较高的政策来激发农民的权利意识,借助进一步的农民集体行动迫使上级政府释放政策执行的制度空间,而预先留置的附带大量治理资源的政策则被用于满足农民权利诉求,最终实现整体性的人居环境整治目标。作为民情基础,日益增长的农民权利意识型塑了基层政府主动激活权利观念的行为特征,又构成了政策动员中的治理资源增量。本文深化了选择性政策执行的发生学逻辑及其积极面向,同时有助于回应“组织自主性何以形成”这一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