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是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则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我们当前所面对的是两个方面的任务:其一,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变革策略,特别是面对“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问题时,如何坚定地走在社会转型的战略性路线上;其二,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将人的生存问题推展了出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生存问题的出路,面对工业社会竞争文化的传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就需要建立在合作行动模式的建构上。总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与风险社会共在的情况下,我们在承担起社会转型的任务时,必须坚持以改革的方式去获取革命性变革的成果,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应落实在社会的伦理建构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