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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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西欧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张学森

2020, 1(4):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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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紧紧围绕“以资为本”的价值本质进行,在实践中产生了强大的物质改造力量,把人类文明推进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阶段,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大意识形态。总结西欧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历史经验,增强“以人民为中心”价值本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实践上的指导作用,把“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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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理论:价值旨趣、二重建构与时代转向——基于国内学界40余年来的研究

殷林飞

2020, 1(4):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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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不成体系,其主要内容散落于马克思的浩瀚著作中,特别是《资本论》关于劳动力价值的论述中。总体上看,两种再生产理论、人口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劳动力再生产类型理论、劳动力商品理论是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体系的内核。上世纪80年代后,国内学者对劳动力再生产理论进行了深入阐释解读,并最终形成了劳动力再生产二重性的思想体系。上世纪90年代,该理论开始出现新发展,研究主题开始增多,如劳动力商品化程度、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分割、集体化消费等。近年来,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研究、劳动力修复研究、劳动力发展权研究开始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热点。这些创新为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再生产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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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建设

论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意识的培育

尹奎杰

2020, 1(4):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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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党员的政治身份和公民身份,党员的权利意识具有双重属性。作为其党员的主体身份而言,党员的权利意识是党员依据党章等党内法规规定所享有的,对权利的一种理性认知和主观感受,包括党员的权利认知、权利主张和权利要求。它建立在对党的政治目标、政治任务和政治方向的接受、认同、信仰与自觉践行的基础之上,是把党和人民交给的政治使命自觉地内化为自身权利意识和权利行动的表现。党员权利意识不同于党员的个人利益意识,是党员的组织身份与个人身份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意识,与党员的义务意识相联系。培育党员的权利意识能够提高党员自身修养,进而影响党员行使权利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的实现以及党的各项制度的完善。党员权利意识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培育党员的权利认知和情感是重要前提,实现党员权利规范化是制度基础,促进党员权利和义务统一是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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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建设

党内法规实施效果评估制度的构建

李志强

2020, 1(4):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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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作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内法规实施效果评估有着提升党内法规质量、增强党内法规执行力、推动党内法规制度优化更新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评估工作规范的缺位,当下我国党内法规实施效果评估在实践中进展缓慢,从而影响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成效。为此,应进一步明确党内法规实施效果评估工作机制,同时对评估主体、评估程序、评估指标、评估方法等基本要素进行体系化设置。通过构建规范的党内法规实施效果评估制度,进一步促进党内法规制度的完善,确保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内容完善、体系科学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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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探索及发展进路

孙大伟

2020, 1(4): 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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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指导下,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党在群众路线探索过程中始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和干部教育,密切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反映了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和一以贯之的初心与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要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定坚持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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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

国家与社会协同视角下的基层协商议事制度探究

赵光勇,丁炳智

2020, 1(4): 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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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是中国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观呈现。在现有基层自治体系下,协商议事制度的嵌入,意味着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协同模式出现。协商议事制度内在的民主协商、集体议事、多元协作特点,有力地矫正了基层自治中民主选举的偏向,有助于基层社会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维护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基层社会的公平,强化社区共同意识、凝聚力和联结纽带,增进社会团结。协商议事制度以统合式的、国家与社会协同的进路,推进基层治理,完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绩效。作为新型的基层治理形态,协商议事制度未来会有很大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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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

大数据时代平台企业数据责任的异化与治理机制

邱炜鹏,倪玮苗,张丙宣

2020, 1(4): 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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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经济时代,随着平台企业的作用越来越大,企业数据责任异化问题也日益突显。通过对平台企业责任异化与治理机制的研究发现,平台企业对数据与算法的操纵和把持是造成责任异化的根源。为此,应该平衡平台企业的价值与风险,完善法律制度,采取多中心协作共治、构建声誉机制与自我监管机制等措施,治理平台企业责任异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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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

数字经济视域下的国际贸易格局与贸易规则新动向

乔晓楠,陈云,郗艳萍

2020, 1(4): 5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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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经济的视角审视当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与贸易规则的发展动向,可以发现:与数字经济相关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均快速增长,占比显著提升,并且跨境电商对贸易的影响逐渐增大,平台企业的作用愈发突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凭借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优势,积极推动数字贸易自由化,反对限制数据的跨境传送,以便于实现数据资源的积累,巩固数字经济中心国家的地位。中国数字经济贸易进出口已占据世界重要位置,但在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以及金融、专利特许权收费等方面还存在差距,且平台企业对境外市场的拓展也有待加强。此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加强对本国数据资源与个人信息的保护,进而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及新时代贸易强国的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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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

基于大数据的农村精准扶贫研究

孟迎辉,和逸群

2020, 1(4): 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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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深入实施,农村扶贫工作逐渐趋向精准化、数据化。目前,大数据对贫困对象的识别更准确、对致贫原因的分析更清楚、对帮扶政策的落实更到位,是提升精准扶贫效率的重要举措。但在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大数据精准扶贫还存在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缺乏专业技术人才、信息安全存在隐患、管理监督不到位等瓶颈,需要进一步创新扶贫工作思路,促进大数据与精准扶贫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提高精准扶贫效率,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真正脱贫致富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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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社区共同体”理念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运用——以湖州市龙溪街道罗师庄社区为例

詹真荣,李娜

2020, 1(4): 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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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是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在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区异质性加强、决策主体缺位和社区资源缺乏等现象逐步产生,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难以得到满足。浙江湖州市罗师庄社区的治理经验表明,明确多元治理主体、整合优化社区资源、重构“公共精神”,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共同体”的重要途径,是解决社区治理诸多问题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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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

潘男

2020, 1(4): 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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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条件和时代的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体系。这一体系以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根本目标,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为基本模式,以社会协同、民主协商为特色路径,以法治保障、科技支撑为时代要求,体现出了完整而清晰的内在逻辑结构。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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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孟晚舟案的基本法律问题:“人格混同”“长臂管辖权”和“双重犯罪”

杨柳

2020, 1(4): 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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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案的核心法律问题是“人格混同”“长臂管辖权”和“双重犯罪”。如果美国金融机构提供的证据为事实,则华为与Skycom易被认定存在“人格混同”,进而认定孟晚舟构成虚假陈述。“长臂管辖权”本是美国联邦法律体制的产物,是特别类型的属人管辖权,旨在美国各州保护本州及本州居民权利。近年来,美国将其扩展至国际领域,以扩张主权,打击其他国家。按照相关引渡条约,孟晚舟的行为必须构成“双重犯罪”,即在美国和加拿大均构成犯罪,才可以被引渡,而这需后续质证方能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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