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主要表现为:随着工业文明迅猛发展与生态环境日趋退化的事实展露,中国人懂得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反馈对立质底。它具体表现为:在生产方式上,工业文明的经济系统对资源环境需求的无限性与生态文明所需的生态系统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特别是自我更新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在消费方式上,工业文明必需的“过度消费”模式与生态文明倡导的“适度消费”模式的对立;在文化价值观上,工业文明将“贪欲”视为社会创新与进步的动源(动力之源与动向之源)的观念与生态文明控制“贪欲”以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平衡的物质变換关系”的见解的矛盾。邓小平对此采取的对策是:在承认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综合、平衡与协调中国发展所需的各种目标,在此基础上采取尽可能向生态文明倾斜的对策。邓小平的决策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不容否定的境遇中,他只能否定那种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而必然引发生态危机的现代化,代之以“兼顾生态文明的现代化”,这使得他能在利用“资本逻辑”的同时限制“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文明作用。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仅仅限制“资本逻辑”并不能完全实现生态文明。因为既然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反馈对立的质底,那么“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作用也就是本根性的。仅仅限制“资本逻辑”只能降低其破坏程度,而要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破坏,就得最终超越“资本逻辑”。依据这种视角,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只能算是“过渡性”、“中介性”的生态文明理路,它有待于接踵而至的“可持续发展观”来超越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