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浙江省萌发并涌现出以强村公司模式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根据关键政策和实践案例的归纳,揭示强村公司的三重现实成因,借助自主治理理论分析其破解集体经济要素瓶颈的实践逻辑,并指出当前发展困境和优化策略。研究发现:(1)强村公司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创新形式,通过组建现代企业达成与外部资本的紧密结合;(2)强村公司内部存在异质性利益的张力,需通过界定主体权责、明晰产权结构、构建利益联结以及促成价值转化,实现乡村内生发展;(3)强村公司具有灵活的组织形式以适应市场动态,但城乡融合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模式成功的重要前提。本文研究结论能够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强村公司模式破解要素约束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借鉴。

从阶级斗争到伟大斗争的话语变化,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世界矛盾运动的新的历史特点共同决定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肩负着斗争的使命。伟大斗争赋予了这种发挥历史主动性、践行使命任务的斗争以崇高性,并以此实现了对中国共产党全部斗争实践的话语概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着力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在文化上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在经济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国际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切斗争的实践要求是: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2020年以来,在严峻的国内外危机与挑战的促动之下,以鼓励政府干预为特征的大国家思潮正式取代新自由主义,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中主导的政治经济思潮。在美国,大国家政策不仅被具有政府强干预传统的民主党政府以罕见的规模落地实施,而且大国家思潮还被传统上信奉小政府理念的共和党接纳认可,成为两党为数不多的重要共识。因此,大国家思潮的回归不会受到美国政党轮替的影响,其引致的美国新秩序将会成为持续良久的政治经济状态,其影响时长可能与新自由主义持续的时长相当。过往百年内美国政治经济思潮的变迁佐证了自由主义与大国家主义互相交替的历史规律。但必须认识到,大国家思潮并非新自由主义的完全对立面,更多的是对后者的“修正”。本质上,大国家思潮的回归体现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面对重大危机时的一种调适机制。目前,一个发展体制及逻辑与中国逐渐相仿的“新”美国亟需被重新认知,大国家体制塑造下的美国将会给中国构成严峻的发展挑战。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是基于人民概念提出的权力观,人民是权力的根本来源,权力以实现人民利益为目标。人民至上是新时代领导干部履职用权的思想指南和行动指南。在政商关系中,领导干部权力观异化表现出了公权私用、小权大用、权钱交易、为资本代言等诸多形态,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削弱了公共权力的权威性,污染了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扭曲了社会价值判断。权力观异化是文化、社会、制度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塑造领导干部正确权力观是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要正确认识权力的人民性、价值性、工具性和客观性,理顺从权力来源出发的溯因逻辑,强化从权力应然到权力实然的演绎逻辑。践行正确权力观,要求站稳人民立场,坚定理想信念,把握好人际交往的分寸,坦诚接受监督,有意识地增强制度执行能力。

在人工智能时代,政务服务正面临着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本研究通过构建“数字互动—政民互信”理论框架,揭示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数字互动通过“数字效率”与“情感感知”双重路径作用于政民互信的内在机理,为数字时代政民信任关系培育提供创新实践路径。在数字效率层面,人工智能技术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整合资源并助力智能决策,赋能政民互信;在情感感知层面,人工智能赋能情感计算技术,构建情绪识别与主动关怀机制,赋能政民互信。研究揭示了政民互信的双向信任关系,政府通过赋权、约束和反馈建立对民众的信任,民众基于制度认同、技术信赖和情感共鸣形成对政府的信任。人工智能技术在政民互信关系建构中起到重要作用,可以协同数字效率与情感感知,打造稳固的政民互信范式,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大农业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核心观点是大农业之“大”的主要意蕴,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农业观是对传统农学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从继承角度看,首先是对农业的重视,一直强调农业的基础性、重要性,与历史上的农本思想有相合之处,其次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再有就是对科技的重视。从创新角度看,首先是提出了大食物观,其次是对质量的重视,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同等重视。另外,还包括农业主体多元化的思想,产业链分工、工农城乡结合,国内外结合等卓见。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农业观体现了我们对农业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突破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藩篱,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新时代的农学思想。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立足历史方位、牢记初心使命、永葆前进动力、勇于开辟未来的集中体现。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和国家事业的伟大变革,集中体现了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政治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彰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的强烈责任担当;聚焦总结历史经验,突出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历史积累;持续开辟光明前景,充分展现洞察时代发展大势的长远战略眼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从历史主动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发掘并激发历史主动的精神动力,要求我们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充分激发党在革命道路上一往无前的无畏勇气;增强历史自觉,展现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强大力量;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中汲取非凡智慧和力量。

现代慈善工具的充分使用和组合式创新,对慈善资源配置与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以成都市金堂县 H 村社区慈善实践为切入点,深入探讨现代慈善工具在社区慈善中的作用及其实践模式。研究发现,我国社区慈善试点中涌现出来的现代慈善工具既体现面向效率和物质富裕的工具理性特征,如慈善捐赠、义诊和慈善超市等,又具备面向文化和精神文明富裕的价值理性特征,如慈善表彰、义演、志愿服务和社工站等。现代慈善工具的创新体现为两种特征的融合和螺旋式上升,经过类型学分析,形成四种组合式创新慈善工具模式:运动型社区文化重塑、培育型慈善网络构建、撬动型资金筹集创新、整合型慈善活动开展。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慈善既是手段也是目标,既是工具也是价值观。通过梳理和丰富慈善工具箱,累积有效案例库,可为全国社区慈善助推共同富裕的模式复现提供科学借鉴。

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家庭暴力问题则是妇联维权工作的重点难点。协同治理是应对多中心、复杂性、动态性和网络化趋势加剧的一种治理新范式。基于协同治理SFIC模型剖析W市妇联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发现,妇联面对起始条件成熟度低的现实困境,立足催化领导行动力、制度设计科学性、协同过程有效度,积极探索创新举措,进而实现高效治理。借势赋能是妇联突破治理困境的理性选择和现实路径,畅通制度化渠道、优化交互关系、探索创新机制、借助数智赋能是协同治理的有效策略。

在社区慈善资源供给不足而企业参与不充分的背景下,探讨企业参与社区慈善的动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相交圆模型构建分析框架,借助fsQCA方法对杭州市Q社区的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社区慈善存在三种动因组合路径,分别为员工认同培育型、资源驱动—同群压力型和声誉驱动—同群压力型。前两种路径下的企业偏好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社区慈善,第三种路径下的企业偏好以捐赠的形式参与社区慈善。本研究揭示了企业参与社区慈善动因的复合性与复杂性,为激发企业的慈善参与意愿提供理论参照。

比喻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意在化抽象为形象,使事物特点更加突出。恰当生动的喻体能够使本体更加鲜活饱满。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运用多种妙喻刻画与勾勒了新时代青年的青春画像,突出和强调了青年的重要地位、发展阶段与成长特征,反映和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青年观。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青年的比喻论析并贯彻落实其中所蕴含的相关精神,对于我们进一步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必须坚持高度重视新时代青年的重要地位,深刻把握新时代青年的发展阶段,紧密贴合新时代青年的成长特征。

作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概念,“文化扶志”是对文化扶贫的深化和升华。它是一套在治理相对贫困与促进共同富裕的辩证框架内,依托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对扶志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旨在通过文化内化和精神塑造以激发相对贫困群体内生动力和增强其可行能力的综合性发展策略。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核精神与实践通路,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作为促进共同富裕方略中文化扶志机制设计的核心,深入解构文化扶志的“铸魂”“塑形”“赋能”三重作用机制,构建起旨在实现个体内在精神激励和可行能力提升的“人本”文化共富模型,勾勒出可持续共富的文化发展图鉴。本研究不仅为理解文化扶志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贡献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文化扶志治理策略提供了具体的实践指导。

中国共产党突出党员党性修养、党性锻炼源自20世纪40年代初皖南事变的爆发。此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的党性教育、党性锻炼,逐步推广成为全党的整风运动,党性教育、党性修养、党性锻炼成为我们党加强党的建设的核心范畴和重要任务。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党的建设理论作了大量的理论创造和理论创新,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党性修养、党性锻炼,党性修养的标准及衡量评价党员党性的标准是什么,党员如何进行党性修养、党性锻炼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初步构建起党的党性理论体系。延安时期关于党性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产生了重大成效和深远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对新时代全党开展党性修养、党性锻炼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启示。

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人工智能替代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显然,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的工作、劳动。如果说在近代工业化的进程中,机器实现了对人的体力劳动的替代,那么人工智能则能够实现对人的诸多脑力劳动的替代。但是,这种替代决不是对人的替代。人在构成、交往、行动上的复杂性决定了人工智能可以在某些方面替代人,而在许多方面却无法替代。人工智能是出现在人的世界中的。在人的世界中,它是一项技术成果,是被作为工具发明出来的,而不是人的世界中的主人。不过,人工智能替代则会对人类社会构成极大的挑战,会在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以及人的交往方式上提出变革的要求。相应地,也会对社会治理变革提出要求。

人文经济学是主张经济学“人文转向”的话语表达,它实现了科学与人文的内在交融,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世界的理解视阈。目前国内学界对“人文经济学”展开了系统研究,对人文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出场逻辑、价值意蕴、学理化阐释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人文经济学何以提出、何以必要、何以可为”等问题作出了回应,掀起了人文经济学研究的热潮。然而,目前相关研究仍处于方兴未艾之势,仍需加强、加深对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与阐释。展望未来,一是要明晰人文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以廓清“理论内涵”与“理论外延”之边界;二是要拓宽人文经济学的研究视阈,以掌握“实证”“比较”“交叉学科”等多种研究方法;三是要融通人文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以实现政策解读与实践发展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秩序建构与国家建设中,有整合社会、协调利益等功能和优势,是引领社会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从“政党—社会”视角反思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向,面对当前我国基层治理社会主体多样、利益诉求多元、组织群体碎片化等挑战,只有政党能将结构性冲突转化为具象诉求。基层党组织应重塑组织设置模式、结构形式和对应功能,连通地缘、业缘、趣缘纽带,联结、渗透和引领社会。归纳近年典型案例,突破科层制“条块”矛盾下沉公共服务、整合多元社会主体构建治理共同体、统筹协调资源均衡要素配置这三种模式的功能型党组织,起到整合利益、化解矛盾、促进发展的作用。功能型党组织未来发展,要从建立政社政治沟通纽带、健全公共服务下沉制度体系、构建政治吸纳机制三方面发力,实现政党与社会“双向链接”,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新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重塑文科教育的学科边界。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赋能、学科融合、思维方式转变与伦理影响,正在改变传统文科教育模式。在技术赋能方面,人工智能开辟了从个人探索到跨学科协作的新范式,重塑了人文知识的生产方式。在学科融合方面,科技人文学科的兴起体现了文理学科在认知框架层面的深度整合,这种整合源于时代对创新型人才和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需求。在思维方式上,定性与定量研究正由二元对立向融合互补转变,数据驱动型研究范式和复合型认知资本培养成为新的发展方向。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高校的态度经历了从技术防控到规范应用,再到系统融合的演进。文科教育改革应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构建跨学科研究平台,完善分级监管与防控机制,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通过AI与人文的融合发展,培养兼具科技视野与人文情怀的复合型人才。人工智能将为文科教育插上腾飞的翅膀,开创智能时代人才培养的新局面。

作为新经济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生产逻辑和运营模式与以往的单一型互联网公司或传统工业企业存在显著差异,党建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存在不同。互联网平台企业党建是新兴领域党建的重要类型,其组织形态新、发展模式新、运行方式新。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高质量党建工作的引领。本文将生态治理结构与党建工作机制结合,构建了一个互联网平台企业党建“主体协同—价值创造—动态平衡”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D企业为个案进行扩展分析。研究揭示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党建取得的实践成效,指出了其在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多方责任边界模糊、党建资源整合效率不高、党建与业务融合不足、价值输出形式单一等制约因素,同时也指出了企业应对变化的敏捷性较弱,风险防控体系不够完善等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建立党建责任清单、构建党建资源耦合平台、拓展党建价值外溢网络、夯实党建社会责任基础、深化党组织设置创新以及提升敏捷性治理等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关注文化和经济的交融互动关系,形成了系列重要论述。聚焦习近平人文经济重要论述,在生成逻辑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源发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经济与文化关系思想的承接发展,生根于中华优秀人文经济思想的丰厚土壤,汲取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经济文化建设探索的智慧经验,来自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现实要求。在理论内涵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文化与经济的交互相融为概念内涵,将人本理念视作理论基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数字文化产业、文旅业态和文化品牌四维场域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人文价值,并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在践行路径上,需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释放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潜能、挖掘城乡文旅业态发展活力、塑造地域文化品牌独特优势。分析、阐述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关注“人文经济”的思想结晶,有助于深化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重要命题,探索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

近年来,大学生考编热情不断升温,该现象对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行业创新效率产生一定消极影响。本文利用202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CSS) ,运用明瑟方程与倾向评分匹配方法,从微观角度对比体制内外从业者工资收入和工作生活满意度的异质性,对“考编热”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体制外工作在收入、社会保障和工作生活满意度方面均无显著优势,不仅难以吸引择业者,甚至还会产生“排斥力”,具体表现为:体制内从业者工资收入高于体制外,但考虑非工资收入后二者年总收入无显著差异,但体制内所提供的工资溢价、社会保障以及较高的工作生活满足感使得体制内就业仍然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

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利益冲突和不良社会行为的客观存在,亟待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整合机制加以协调和引导。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整合机制存在于自组织运行、交互式运行和泛在化运行这三种运行样态中,呈现出动态性、复合性、包容性和能动性特征。从实践展开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整合机制体现为政治整合、利益整合和规范整合三个方面。政治整合包含政治认知整合、政治情感整合和政治参与整合,旨在凝聚政治共识、汇聚政治力量;利益整合以动态调适、社会动员和价值引导为实现方式,分别对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显性利益与隐性利益进行整合,旨在化解矛盾冲突;规范整合分为硬性规范整合和柔性规范整合,旨在调控个体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从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样态看,通过纵向阶梯式整合、横向辐射式整合和立体网格式整合等优化进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整合机制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志愿服务参与需要发挥志愿者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对常州TF志愿服务管理项目的案例分析表明,可以情感、规范、赋能、自治这四种策略塑造社区志愿者的主体性。这四种策略贯穿于志愿者主体性塑造的不同阶段,既各自发挥作用又相互交融。每种策略背后隐含着专业逻辑和自主逻辑,这两种逻辑并存交织、层次递进,有效塑造了社区志愿者主体性。上述发现从微观视角深化了现有关于志愿者主体性塑造的研究,为推动社区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我国民营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久的兴旺期。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方针政策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大力加强法治保障,因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舆论环境需要法治作为“定海神针”,因时因地制宜的政策亟待上升到法治的规范性和稳定性,约束公权力的任性需要法治的“笼子”,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思维惯性需要法治来强力矫正,法律的正确有效实施需要法治提供系统化保障。2025年5月20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它从保障公平竞争、改善投融资环境、支持科技创新、注重规范引导、优化服务保障、加强权益保护、强化法律责任等方面都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全面体现了法治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权益保护作用、服务保障作用、行为规范作用和发展引导作用。

基于人工智能发展演变的现状和内在逻辑,从技术与社会互动互构的分析视角入手,辨析人工智能发展的本质意涵在于以功能替代助推主体发展和社会发展。在匡正当下人工智能发展中存在的认知偏差方面,阐述“对人工智能的‘可为能为’不必预设拔高”“对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不应夸饰误导”以及“对人工智能的‘替代量级’不可判定失当”的观点。为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进一步概括提出包含“彰显人类的主体地位”“明晰治理的价值理念”“突出治理的目标侧重”三方面核心内容的治理融入策略。

伴随启蒙理性的张扬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国家与社会从传统形态走向现代构型,现代化遂成为政治与制度演进的根本主题。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变迁与治理挑战,现代国家如何实现“人即目的”的价值诉求,依然是国家政治发展和治理变革无法回避的核心命题。对此,需要回到政治哲学的元问题进行融通对话,从人文与理性的双重变奏深层思考现代国家治理的叙事逻辑,厘清现代治理中自由、秩序与公共性的结构性张力,为理解当前治理困境中的制度选择与价值指向提供新的视野与阐释框架。同时必须认识到,现代国家成长应超越单一理性工具的逻辑,回归公共理性与人文性的整合,以实现对人的尊重、权利的保障与政治善的追求。

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推进城乡融合、构建优质均衡公共服务体系的战略选择。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作为其核心实施路径,秉持“城乡融合、县域统筹”的治理理念,依托“制度标准并轨、资源合理共享、功能有效衔接、发展可持续”的贯通机制,为破解农村公共服务发展难题提供了创新视角。实地调研显示,当前县域教育、医疗、养老等基础公共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县乡村三级服务满意度差异系数稳定在合理区间,基础性公共服务网络框架已基本成型。然而,需清醒认识到,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从理论构想转化为实践效能仍面临三重现实瓶颈:在制度层面,存在服务标准体系碎片化、权责配置边界模糊等系统性缺陷;在资源层面,呈现要素流动阻滞、空间配置失衡等结构性矛盾;在能力层面,遭遇专业化支撑不足、数字赋能滞后等效能性制约。针对这些堵点,建议实施“五位一体”优化路径:通过功能定位精准化实现服务网络重构,以标准体系规范化促进质量升级,借助资源配置智慧化推动要素流动,依托平台建设集成化强化服务效能,依靠制度创新协同化激活治理动能,最终构建起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确认的过程。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深远价值与实践路向,必须将“现代化”的普遍性置于中华文化主体性基础上,把主体性建构内蕴于“现代化”之中。从出场叙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主体性再书写和马克思主义赋能中华文化主体性从式微走向复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主动探索的一条现代化道路。从内涵叙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通过遵循文化主体性发展规律的自主认知叙事,摆脱以排他性为叙事基调的包容发展叙事,彰显文化主体性价值引领的主体自觉叙事,实现了民族主体性的表达和确证。从叙事实践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以中国为价值”“以中国为实践”和“以中国为思维”的叙事视角,为文化主体性能动要素作用发挥提供了中国方案。

政治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是有效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问题,形成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根本举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探索与思考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理论根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进程构成了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演进脉络;从时代价值来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是夯实党在农村执政基础、巩固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长效化的关键之举,是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抓手,是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保证。

“技术—组织”关系是理解基层数字治理转型过程中民众诉求“超量”、制度承载“超负荷”、组织运行“碎片化”等现实困境的重要视角。技术与组织二者间的协同演化关系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内在统一,为深入解析基层数字治理变革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支撑。本文以山西省G市“民意高效办”改革为例展开分析发现,技术与组织的协同进化整体表现为“外部环境变革的刺激→嵌套回应的双向重塑→协同调试的模式迭代”三个阶段的互构过程,技术与组织的优化迭代,在多轮次的组合演化过程中得以实现,由此推动基层数字治理模式由“诉求响应”的“回应型”治理,转向“源头前瞻”的“主动型”治理。

试点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机制,在提升政策质量、动员下级政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政策是试点治理的重要载体,由此形成的政策试点通过制度、知识和行动三个条件的支持实现有效运行。进入数字时代后,数字空间中的大量事务急剧涌现,建立在实体空间基础上的政府治理机制面临诸多挑战,政策试点所依赖的制度、知识和行动条件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基于政策检验而开展的试点治理旨在推动政策渐变,难以胜任数字时代的公共治理变革任务。制度、知识和行动条件的变化驱动试点治理开始向以公众需求引领和体验优化为导向的场景试点方向发展。与政策试点相比,场景试点呈现出从政策渐变到需求引领的内容拓展、从分级推动到内外协同的主体拓展、从政策经验总结到用户体验优化的价值拓展三个发展特征。

中国特色老龄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在于建立“制度供给(政府)—专业服务(市场)—社区嵌入(社会)”的功能互补机制,其中社会主体在资源整合与价值传导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本文对典型案例A基金会“好邻居敲敲门”项目的分析表明,采用社会复合机制,通过构建“成本分担—收益共享—价值再生”的运行机制,可以显著提升治理效能。该机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和强化社会资本,实现了治理效率与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这种本土化创新不仅为破解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提供了实践方案,更通过激活传统互助文化,为发展中国家应对老龄化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研究建议未来政策应着重培育社会组织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协同的制度化渠道。

高校辅导员的专业发展和职业成长是新时代高校思政工作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职业理论,通过对423名高校辅导员调查取样,探讨了组织支持感知对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知显著正向预测辅导员职业认同;辅导员的工作自我效能和职业前景预期在组织支持感知和职业认同之间的单独中介效应显著、链式中介效应显著。组织支持不仅是影响辅导员职业认同的重要外部因素,还会通过影响自我效能和职业前景预期等内部心理资本而对辅导员职业认同产生间接作用。由此建议:建立系统性组织支持体系以增强辅导员的职业认同;构建专业化培养机制以提升辅导员的工作自我效能;明晰职业发展路径以塑造辅导员的职业前景预期。

国有企业兼具了企业性和公益性双重特性。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八大以前,国有企业改革都倾向于淡化国有企业的公益性特征,在改革的价值取向上倾向于单纯的利润最大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价值取向转向追求利润与履行战略使命(社会责任)的二元特性。党的二十届三中提出的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体系、分类考核评价以及增加值核算,为落实这一价值取向、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了基础。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需要平衡好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关系,以增进国有企业改革价值取向的实现。在政策建议层面,应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关切现实需要、关注核心主业等。

“乡政村治”是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体制架构。然而,作为一级政权的“乡政”与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治”属于不同的治理体制与治理结构,存在内在的制度张力。这具体体现为“乡政”与“村治”的利益张力与权力张力,并对二者之间的有效衔接提出了现实要求。研究发现,以浙北Z镇为代表,广泛存在于各地乡镇的联村干部制度有效弥合了“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内在张力,发挥着“乡政”与“村治”的利益协商、权力转换和共治协作等多重功能,较好地实现了“乡政”与“村治”的有效衔接。作为基层治理机制的一项创新,联村干部制度并未改变“乡政村治”的基本体制架构,充分体现了中国治理体系中体制稳定性与机制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此外,该制度充分保证了村民自治空间,并构筑了乡镇与村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协商平台。这有助于发挥“乡政”与“村治”两方面的积极性,增强乡村治理活力。

政府组织机构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百年精兵简政和政府机构改革演变历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遵循着基本发展逻辑,特别是以党的理论为指导确定机构改革战略和价值导向的政治逻辑,围绕中心任务和使命推进改革的社会逻辑,从政府内部结构改革到国家治理体系下全面改革的国家战略逻辑。在此基础上,政府组织机构体系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组织机构改革现代化的领导,把握住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条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性的价值导向,坚持依法治国方略下的政府机构体系法治化路径。

政策试点作为大国促进有效治理的独特机制,在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生产了大量实践经验知识,政策试点的知识生产,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成为新的研究议题。系统梳理政策试点知识生产的总体特征和具体路径,对于构建中国治理研究和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自主性知识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基于此,文章系统综述了政策试点的代表性研究,选择政策试点的三类场景,提炼具体的知识生产路径。研究发现,政策试点的知识生产呈现出从分散到集约的总体特征,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的总体性变革,三种知识生产的路径,具有不同的从分散到集约的实践机制。研究试图通过呈现试点里的中国,以期回应更广阔的试点创新实践。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在产业园区、专业市场、商圈、楼宇等区域打造嵌入式政务服务驿站,是实现服务供需匹配、推动政务服务改革任务落地见效的鲜活实践创新。本研究以杭州市G区商务社区为典型案例,基于功能集成与多跨协同的分析框架,研究驿站的服务适配机制,发现服务供需适配通过功能集成与多跨协同两个相互依存的过程实现:一方面,以需求为导向搭建驿站,整合政务服务、市场服务与社会服务,实现功能集成;另一方面,依托驿站开展主动靠前服务,链接资源,多跨协同,促进多方合作,实现供需精准动态适配。嵌入式政务服务驿站提高了服务的精度、深度和广度,为我国其他地区的政务服务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空间格局是体现基层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向度,与社会空间结构和基层治理实践密切关联。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社会空间发生了多层面的结构转换。相应地,中央和地方对基层治理空间格局进行了创新性的实践探索,推动着基层治理空间格局的根本性转换。“一体三类多态”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治理空间格局重构的目标模式,“一体”指基层治理的基本治理一体化,“三类”是在基本治理一体化的基础上分别建构城镇、乡村、特殊社会区三类基层治理模式,“多态”则基于不同治理条件探索基层社会单元治理的多样化实现形态。“一体三类多态”格局是一个多层级复合的立体结构、多类型融合的三元结构、多形态统一的包容结构,形成了多层级、多类型相统一的立体型基层治理空间格局,呈现出超越传统城乡二元治理的创新性和独特性。

街头摊贩是城市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常被视为城市治理的重点与难点。以往研究未能充分揭示街头行政与街头摊贩冲突的根源。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指出两者冲突的深层机制源于城市空间的生产逻辑。以浙江省杭州市Y区A城为研究对象,运用城市化历史资料和摊贩半结构化访谈资料,剖析城市空间的生产逻辑如何塑造治理冲突。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和行政国家构成政府推进城市化的双重逻辑,共同塑造了资本运作与规制力量耦合的空间生产联盟,使得空间商品化与秩序化。该联盟打造的“正规空间”与摊贩自发形成的“非正规空间”存在本质对立,导致压制性政策成为常态。然而,这一空间生产联盟内含深刻的悖论:城市化进程必然伴生街头非正规经济,支撑资本积累与流通的城市生产—分销体系本身嵌合了正规与非正规环节,以及该联盟实际上依赖并从街头非正规经济中间接获益。街头非正规经济的不可避免性和重要性要求城市政府转换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超越对正规与非正规的二元划分,转而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治理策略。本文阐明了压制性政策的根源及其内在矛盾,为构建包容、可持续的街头经济治理模式提供了学理依据与实践方向。

中国的政策试点在促进政策创新、减少改革风险等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在政策试点过程中,“选点”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但当前对于试点地区的选择过程和影响因素的讨论仍不充分。为探寻中央“选点”的影响因素及其逻辑,文章构建了“政策创新能力”“区域发展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的三维度理论框架,并用csQCA对农地入市试点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央“选点”的影响因素呈现四种组态,其“选点”策略包括“驾轻就熟的改革生力军”“稳中求胜的自主创业者”“舍短取长的创新排头兵”和“百折不摧的政策破风手”四种类型。文章揭示了多重因素对“选点”的复杂影响机制和深层逻辑,有助于拓展政策试点的过程性知识,丰富对中国政策风格的理论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