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格局是体现基层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向度,与社会空间结构和基层治理实践密切关联。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社会空间发生了多层面的结构转换。相应地,中央和地方对基层治理空间格局进行了创新性的实践探索,推动着基层治理空间格局的根本性转换。“一体三类多态”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治理空间格局重构的目标模式,“一体”指基层治理的基本治理一体化,“三类”是在基本治理一体化的基础上分别建构城镇、乡村、特殊社会区三类基层治理模式,“多态”则基于不同治理条件探索基层社会单元治理的多样化实现形态。“一体三类多态”格局是一个多层级复合的立体结构、多类型融合的三元结构、多形态统一的包容结构,形成了多层级、多类型相统一的立体型基层治理空间格局,呈现出超越传统城乡二元治理的创新性和独特性。

在“两个结合”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的重点内容。“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大法宝,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飞跃的显著标志,也是新征程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路径。以“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应当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规律的认识,加强对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继续回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六个必须坚持”是新时代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守正创新,是“两个结合”的具体体现和实践要求,是贯彻落实“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科学方法。

党的自我革命自2016年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以2016—2025年CNKI收录的1570篇北大核心和南大核心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期刊论文数据为样本,利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绘制知识图谱可知,党的自我革命研究成果总体呈增长趋势,2021年以后发文量迅速增长;不同作者、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少,尚未形成稳定持续的核心作者群;研究主题聚焦在党的自我革命的价值意蕴、生成逻辑以及制度规范体系等方面。现有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仍存在学科视角单一、实践指向性弱以及国际视野有待拓展等问题。未来应从推动学术视角及研究方法创新、推动理论向实践转化以及拓宽研究国际视野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研究。

“技术—组织”关系是理解基层数字治理转型过程中民众诉求“超量”、制度承载“超负荷”、组织运行“碎片化”等现实困境的重要视角。技术与组织二者间的协同演化关系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内在统一,为深入解析基层数字治理变革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支撑。本文以山西省G市“民意高效办”改革为例展开分析发现,技术与组织的协同进化整体表现为“外部环境变革的刺激→嵌套回应的双向重塑→协同调试的模式迭代”三个阶段的互构过程,技术与组织的优化迭代,在多轮次的组合演化过程中得以实现,由此推动基层数字治理模式由“诉求响应”的“回应型”治理,转向“源头前瞻”的“主动型”治理。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建党话语的建构,同毛泽东的个体情感、民族危机下政党合法性的巩固、党内思想亟须统一的迫切性密切相关。毛泽东系统阐述了思想建党的目标任务、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抗战胜利提供了保障。毛泽东思想建党话语的建构体现了鲜明的现实性、人民性、民族性、批判性,为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坚持问题导向的话语原则、人民至上的话语立场、民族特色的话语精髓、守正创新的话语特质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确认的过程。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深远价值与实践路向,必须将“现代化”的普遍性置于中华文化主体性基础上,把主体性建构内蕴于“现代化”之中。从出场叙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主体性再书写和马克思主义赋能中华文化主体性从式微走向复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主动探索的一条现代化道路。从内涵叙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通过遵循文化主体性发展规律的自主认知叙事,摆脱以排他性为叙事基调的包容发展叙事,彰显文化主体性价值引领的主体自觉叙事,实现了民族主体性的表达和确证。从叙事实践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以中国为价值”“以中国为实践”和“以中国为思维”的叙事视角,为文化主体性能动要素作用发挥提供了中国方案。

“乡政村治”是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体制架构。然而,作为一级政权的“乡政”与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治”属于不同的治理体制与治理结构,存在内在的制度张力。这具体体现为“乡政”与“村治”的利益张力与权力张力,并对二者之间的有效衔接提出了现实要求。研究发现,以浙北Z镇为代表,广泛存在于各地乡镇的联村干部制度有效弥合了“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内在张力,发挥着“乡政”与“村治”的利益协商、权力转换和共治协作等多重功能,较好地实现了“乡政”与“村治”的有效衔接。作为基层治理机制的一项创新,联村干部制度并未改变“乡政村治”的基本体制架构,充分体现了中国治理体系中体制稳定性与机制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此外,该制度充分保证了村民自治空间,并构筑了乡镇与村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协商平台。这有助于发挥“乡政”与“村治”两方面的积极性,增强乡村治理活力。

我国民营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久的兴旺期。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方针政策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大力加强法治保障,因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舆论环境需要法治作为“定海神针”,因时因地制宜的政策亟待上升到法治的规范性和稳定性,约束公权力的任性需要法治的“笼子”,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思维惯性需要法治来强力矫正,法律的正确有效实施需要法治提供系统化保障。2025年5月20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它从保障公平竞争、改善投融资环境、支持科技创新、注重规范引导、优化服务保障、加强权益保护、强化法律责任等方面都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全面体现了法治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权益保护作用、服务保障作用、行为规范作用和发展引导作用。

基于人工智能发展演变的现状和内在逻辑,从技术与社会互动互构的分析视角入手,辨析人工智能发展的本质意涵在于以功能替代助推主体发展和社会发展。在匡正当下人工智能发展中存在的认知偏差方面,阐述“对人工智能的‘可为能为’不必预设拔高”“对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不应夸饰误导”以及“对人工智能的‘替代量级’不可判定失当”的观点。为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进一步概括提出包含“彰显人类的主体地位”“明晰治理的价值理念”“突出治理的目标侧重”三方面核心内容的治理融入策略。

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人工智能替代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显然,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的工作、劳动。如果说在近代工业化的进程中,机器实现了对人的体力劳动的替代,那么人工智能则能够实现对人的诸多脑力劳动的替代。但是,这种替代决不是对人的替代。人在构成、交往、行动上的复杂性决定了人工智能可以在某些方面替代人,而在许多方面却无法替代。人工智能是出现在人的世界中的。在人的世界中,它是一项技术成果,是被作为工具发明出来的,而不是人的世界中的主人。不过,人工智能替代则会对人类社会构成极大的挑战,会在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以及人的交往方式上提出变革的要求。相应地,也会对社会治理变革提出要求。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立足历史方位、牢记初心使命、永葆前进动力、勇于开辟未来的集中体现。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和国家事业的伟大变革,集中体现了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政治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彰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的强烈责任担当;聚焦总结历史经验,突出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历史积累;持续开辟光明前景,充分展现洞察时代发展大势的长远战略眼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从历史主动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发掘并激发历史主动的精神动力,要求我们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充分激发党在革命道路上一往无前的无畏勇气;增强历史自觉,展现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强大力量;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中汲取非凡智慧和力量。

在社区慈善资源供给不足而企业参与不充分的背景下,探讨企业参与社区慈善的动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相交圆模型构建分析框架,借助fsQCA方法对杭州市Q社区的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社区慈善存在三种动因组合路径,分别为员工认同培育型、资源驱动—同群压力型和声誉驱动—同群压力型。前两种路径下的企业偏好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社区慈善,第三种路径下的企业偏好以捐赠的形式参与社区慈善。本研究揭示了企业参与社区慈善动因的复合性与复杂性,为激发企业的慈善参与意愿提供理论参照。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诞生给就业市场和劳动者带来了深刻影响,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社会焦点。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从技术性替代、组织性替代和分工式替代三个层面对劳动要素进行替代,从而对就业市场产生了直接冲击。同时,作为一项标志性的技术革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替代传统岗位的同时,也发挥了补偿效应和新生效应,创造了大量新兴岗位。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对劳动者和就业市场产生了综合效应,深刻改变了社会就业结构,在长期内拓宽了就业市场的增长空间。综合三重效应,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会推动中国就业市场实现结构调整和质量变革。因此,中国需要积极推进新型“轮岗制”的应用,促进劳动力在产业和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强社会保障和维持劳资关系和谐,以更好发挥新兴人工智能技术对优化就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正向作用。

“八八战略”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八八战略”总体上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共同的实践基础,具有实践逻辑的一致性。具体体现在:“发挥比较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打牢发展支点”,“激活动力、保持平衡、有效治理”,“聚焦主要矛盾、解决根本问题、把握重点系统”。“八八战略”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共同的目标基础,具有目标逻辑的一致性。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而贯彻落实“八八战略”是浙江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从历史方位、奋斗目标、价值取向、发展理念、两大布局、战略步骤、安全保障、发展环境、中国之治和党的领导等十个方面,也体现“八八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长点。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当前的一大学术热点,但相关研究相对滞后,总体上仍面临着如何从理论上解释“中国故事”的现实困境。“关系”是学界特别是社会学界力图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所倚重的一个核心概念。通过对关系研究历程的简单回顾和梳理,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三条线索:本土化研究、西方理论依附与人类学研究。基于对上述线索的追踪和评析,可以发现,关系研究的理论建构存在两种发展的可能:一是从特殊性走向一般性,即回到抽象层次,将特定的社会行为模式提升为一般性的社会行为模式;二是从中华文化传统中孕育出现代研究。这两种理论方向均可视为对上述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立足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项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经济循环重塑的经济机制:在生产环节通过空间集聚实现规模效应,在消费环节消除区域壁垒适应生产集聚,在交换环节降低流通费用优化流通体系,在分配环节协调地方关系促进平衡发展。因此,从经济循环四个环节共同发力,关键是通过深化改革促使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地方政府激励相容的自发选择,进而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高效、更具规模且公平稳定的国内市场。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国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举措。新发展阶段,为实现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必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畅通“双循环”,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容量和充分的制度保障。正确理解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深刻内涵,需要理解和把握六对辩证关系: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建立与破除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区域与整体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为顺利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持续高效建设,必须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加快建设成统一的市场制度体系、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系、统一的市场治理体系以及统一的城乡融合市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