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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9年 1卷 1期 刊出日期：2019-01-18 公共行政 本刊特稿 政党建设 经济学研究 社会学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本刊特稿 坚定不移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龚云 集体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农村非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依靠,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执政的经济基础,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和经济制度保障。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定不移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2019 Vol. 1 (1): 4-9 [摘要] ( 567 ) [PDF 1154KB] ( 970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习近平法治建设的心路历程 徐邦友 习近平对法治建设的系统思考始于浙江,在其担任总书记以后达到理论成熟的高度。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习近平关于法治建设有一段完整的心路历程。如果说,“法治浙江”是习近平法治建设心路历程的实践起始,那么,“法治中国”则是习近平法治建设心路历程的逻辑归宿和华美乐章。而当我们深入到这种心路历程的深层之处,就可以发现习近平关于法治建设之系统思考中的变与不变。 2019 Vol. 1 (1): 10-18 [摘要] ( 463 ) [PDF 1123KB] ( 583 ) 政党建设 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习近平关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邸乘光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什么样的党内政治文化以及如何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等基本问题,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基于对党内政治文化功能的深刻认识,既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更好地肩负起党在新时代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我们所要建设的党内政治文化,应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通党的优良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积极健康”“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党内政治文化。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坚持高扬旗帜、立根固本,把握主线、服务大局,全面推进、突出重点,激浊扬清、传承创新。 2019 Vol. 1 (1): 19-27 [摘要] ( 368 ) [PDF 1121KB] ( 595 ) 延安时期党破解民生困局的主要路径及基本经验 张俊国 延安时期,尽管战事频繁,但党仍然给予民生问题应有的重视,不仅勇于和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呼声中发现民生问题,教育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和处理“索取”与“给予”的关系,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真心实意地帮助人民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这不仅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誉,而且也为党开展凝聚党心民心的工作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2019 Vol. 1 (1): 28-35 [摘要] ( 375 ) [PDF 1095KB] ( 787 ) 公共行政 技术与体制的协同增效:数字时代政府改革的路径 张丙宣 数字时代技术被寄予厚望,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技术革新改变了政府治理理念,提高了部门服务能力,优化了政府内部治理,实现了治理的数字化与可视化。然而,我国M型治理结构、考核排名的强激励机制,造成部门运用技术巩固权力,导致计算机官僚主义和基层治理生态的持续恶化;制度的稳定性、约束性与技术的活跃性之间的权衡,造成长期以来多层级多部门数据难以协调共享。为此,数字时代政府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包容发展、安全可控、共建共享的原则,推进数字共享的法治化,实现技术创新与体制改革的协同增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019 Vol. 1 (1): 36-42 [摘要] ( 535 ) [PDF 1086KB] ( 940 ) “最多跑一次”改革:政治价值与技术理性的内在耦合 易龙飞 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一方面已经逐步走向政府流程再造和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改革深水区,遇到的阻力日渐增多,因而有必要探讨改革的可持续性问题;另一方面,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经验获得了中央深改组的肯定,相关改革经验也正在向全国推广,因而有必要探讨改革的可复制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在理论层面上剖析改革背后所蕴含的思想理念,探索改革的动力机制和形成逻辑等深层次问题。对“最多跑一次”改革而言,改革本身所具有的政治价值是改革不断深化的最根本前提,而改革所需要的现实土壤、技术支撑和实现工具等是重要的条件保障,两者之间的内在耦合既阐释了改革产生的驱动机制,又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推进找到了实现路径。展望未来,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契机撬动各领域改革以全面提升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将成为改革的最终目标。 2019 Vol. 1 (1): 43-49 [摘要] ( 538 ) [PDF 1378KB] ( 778 ) 经济学研究 民营经济发展与政府创新——温州民营企业演化过程的实证考察 朱康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成功转型,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变量。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改革过程冒着很高的政治风险。温州模式的成功探索表明,社会产出、政府收入和官员升迁的多目标激励构成了地方改革的重要动力。但是温州挂户经营、股份合作企业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都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这些富有政治技巧的政府创新使得温州民营企业借助“公有制”载体得到政治保护,并迅速发展壮大。“戴红帽子”的曲线改革路径是当时中国政治环境下理性的选择,给温州经济发展赢得了先机,但是也给后期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留下了产权处置难题。中央正向鼓励改革创新的目标导向,将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强大动力。 2019 Vol. 1 (1): 50-56 [摘要] ( 352 ) [PDF 1100KB] ( 629 )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形成逻辑、规模估算及分担机制——以浙江省为例 徐慧枫 受制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因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规模较大、成本分担主体责任不清、分担机制欠缺是影响当前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原因。基于市民化成本的社会成本本质属性及形成逻辑,有必要探讨其成本构成并建立市民化成本估算模型,对市民化成本进行货币估值及认知分析。针对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分担主体积极性缺失、利益博弈现象突出、财力不足等困境,建议采取建立分担主体的考核监管机制、建立多元化融资机制、分级信息监测及联动体系并创新财税及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 2019 Vol. 1 (1): 57-63 [摘要] ( 490 ) [PDF 1103KB] ( 613 ) 特色小镇建设中县级政府的角色偏差——以浙江A小镇为例 何花,卢福营 在浙江A小镇建设过程中,县级政府扮演着多元角色,在角色实践中出现了领导角色失当、服务角色薄弱、治理角色固着、监管角色缺位等偏差。究其原因,主要是角色定位不清、角色领会不足、角色规范不全、角色条件欠缺等。特色小镇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县级政府角色,合理定位角色、健全角色规范、创造角色条件、完善角色考评。 2019 Vol. 1 (1): 64-72 [摘要] ( 309 ) [PDF 1183KB] ( 737 ) 社会学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与身心健康 张云武,严霄云 国外学者的研究显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助于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而社会资本对于身心健康虽然更多地具有积极影响,但也存在消极影响和无显著影响。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研究发现: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资本都可能对于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但是不同形式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资本对于身心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在体现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的指标中,职业地位、社会信任对于身心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团参与对于身心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关系网络对于身心健康不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本文简要讨论了研究发现产生的原因以及与已有研究的异同。 2019 Vol. 1 (1): 73-80 [摘要] ( 432 ) [PDF 1099KB] ( 773 ) “三重中间位置”与双重阶层属性——对江汉平原农民就近半城市化的阶层分析 陈文琼 针对城市化这一宏大社会流动过程,本文建构“区域性社会阶层结构”作为分析工具,分析了当前农民家庭的城市化实践及其特征。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首先,农民家庭有标准的城市化和为之奋斗的过程具有跻身“三重中间位置”的阶层实践意涵;其次,农民的就近半城市化状态具有双重阶层属性,即处在该状态中的农民家庭虽然具有“三重中间位置”的阶层特征,但同时也并未脱离“底层农村有产者”的阶层位置;再次,大部分农民维持就近半城市化状态是为了避免沦为高度风险化的城市底层无产者;最后,在跻身“三重中间位置”的主体中,非精英农民家庭占有很大比例。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进一步认为,目前农村社会结构留给底层的上升空间仍然存在且并不狭窄,这也是我国能在持续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维系社会总体稳定的重要根源。 2019 Vol. 1 (1): 81-91 [摘要] ( 372 ) [PDF 1138KB] ( 554 ) 思想政治教育 当前大学生财富伦理观价值取向分析——基于合理性理论视角 侯红霞,张瑞娇 当前大学生财富伦理观的价值取向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价值合理性、目的合理性与非理性。在对待财富的看法上,认为“财富必不可少但不是人生唯一追求”的大学生,其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是价值合理性;认为“财富是衡量成功唯一标准”的大学生,其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是目的合理性;“财富认识与财富行为相脱节”的大学生,其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是非理性。当前大学生财富伦理观的价值取向不同,其引导路径亦有所不同。 2019 Vol. 1 (1): 92-96 [摘要] ( 349 ) [PDF 1083KB] ( 5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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