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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1年 1卷 2期
刊出日期：2011-03-28
论文
论文
操纵与抵抗:大众文化的辩证法 ——费斯克与法兰克福学派等的分野
陈立旭
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认为,文化工业仅仅扮演了操纵性、控制性、同质化功能,大众文化是宰制性者用以麻醉从属者的精神鸦片。而在费斯克看来,操纵和反操纵、控制与反控制、权力和对权力的抵抗,总是形影相随、相伴而生的。文化工业产品是一种可以被大众偷袭或被盗取的文化资源,它们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意义的多元性,更在于消费模式的多元性。把视点不单单聚焦于宰制性力量自上而下的操纵上,而是聚焦于宰制对抗的双向运动中,尤其是聚焦于使用文化产品的主体即大众的文化创造实践上,这是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他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一个重要分野。
2011 Vol. 1 (2): 4-11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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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体制创新
方世南;何卫星
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在于体制创新。只有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才能实现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在城乡之间各具特色和优势互补中促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均衡提高,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土地制度创新、劳动就业制度创新、金融财政制度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等全面的综合创新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体制创新的主要内容。
2011 Vol. 1 (2): 12-16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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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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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推进城乡一体化——成都发展新型农村经济的实践与启示
谢育新;蒋青;康超光
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践中,成都市把农村集体经济作为重要的抓手,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将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的农民共同共有的产权制度改变为农民按份共有的产权制度,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创新;立足于以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来带动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具有明显的实效;推进城乡一体化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因而形成了具有成都特色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这一实践具有明显的创新特征,对当前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2011 Vol. 1 (2): 17-22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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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基层民主:内涵、地位和探索
刘晓根
党内基层民主就是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等基层单位的党员在享有各项民主权利的基础上,平等地直接地参与所在党组织内部事务的决定与管理,以及在具体运作过程中确立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党内基层民主是党员主体地位的实现地,是党员群众利益的调节所,是党员民主素质的训练场,是全党党内民主的试验田。党的十七大以来,各地党的基层组织在党内基层民主实现形式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2011 Vol. 1 (2): 23-25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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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执政视域中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情商研究
廖崇飞;李朝阳
政党情商是政党能否获取政权和能否长期执政的重要条件,然而却长期被学界所忽视。它和个人情商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整体性且在政党文化和政党制度的影响下发挥作用。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情商,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增强执政能力,降低执政成本,永葆长期执政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要从思想、制度和法律等方面系统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情商。
2011 Vol. 1 (2): 26-29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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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扫千军如卷席──毛泽东在一九三一
倪德刚
建党十周年的一九三一年,我们党几乎遭致灭顶之灾。一月初,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占据中央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左”倾错误的致命统治。四月,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中央安全的顾顺章叛变。六月,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九月,“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十一月,蒋介石发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号令。这一年蒋介石动用几十万军队先后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朱毛”遇险。毛泽东力挽狂澜,我们党险象环生。
2011 Vol. 1 (2): 30-32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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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参与”获致“治理”——参与式治理与杭州“民主促民生”机制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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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勇;赵红峰
杭州“民主促民生”机制要求公民参与公共决策,要求公共事务的民主治理以及民主评估和民主监督,是参与式治理的参与决策、参与执行和合作治理的体现。杭州“民主促民生”机制的内在动因是地方政府民主理念和执政思路的转变,形式表现为公共决策参与和协作治理,具体运作程序是政府、媒体、普通市民的“三位一体”和“四问四权”。“民主促民生”机制的开展,实现了地方治理优化和生活品质提升。“民主促民生”机制还存在内在张力,需要采取措施激发制度活力。
2011 Vol. 1 (2): 33-39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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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创新与中国政治发展——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为分析对象(2000—2010年)
黄晓东;黄小钫
地方政府创新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围绕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开展的地方政府创新活动,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助推器和动力源。通过考察和分析近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获奖项目,以及概括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把握地方政府创新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联系,从中展望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
2011 Vol. 1 (2): 40-45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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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典型国家互联网监管实践及其启示
詹真荣;刘阳
互联网监管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项崭新课题,通过回顾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典型国家互联网监管的实践,可以归纳出互联网监管的共同特点,并将为中国的互联网监管实践提供启示。
2011 Vol. 1 (2): 46-51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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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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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缺席:中美比较视野中民初第一次制宪会议的败因
胡丽娟
诚然美国费城制宪会议的成功有其方方面面的得天独厚的因素,但其会议代表的妥协精神与会议中实施的妥协行为不失为最为关键的因素。以美为镜鉴,民初第一次制宪会议的失败,尽管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但很大程度上是会议中妥协的缺席所致,不仅会议代表缺乏妥协精神,会议组织失却妥协氛围,而且制定出的宪法所设计的亦是匮缺妥协的失衡政体。两种制宪会议由于其妥协与否决定了各自一成一败截然不同的命运。
2011 Vol. 1 (2): 52-56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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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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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发展与执政党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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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蔚
网络民主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对中国社会权力配置日益产生深刻的影响,给执政党的能力建设也带来巨大的挑战。在论述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发展特征、具体实践和所面临的复杂困境基础上,阐明执政党应积极应对网络民主所带来的复杂局面,创新运用政党适应性理论和整合理论,积极推进网络民主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服务,并对网络实施有效管理,提高执政党在网络社会中的权威合法地位,占据网络主导权,以此取得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的伟大成就,强化和稳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
2011 Vol. 1 (2): 57-61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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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农村农田水利供给困境的生成演变逻辑——以湖北荆门农村农田水利改革实践为例
赵晓峰
新世纪伊始,在湖北荆门等农村地区,农田水利供给困境逐步凸显,治水的村社基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家家有机井,户户有堰塘”的公共品私人化供给模式对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构成了极大的现实挑战。荆门水利改制的实践说明农村基层组织是农村各种公共品建设不可或缺的组织者,是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诸种公共品之“母”,必须通过健全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强化其治理能力,并以此来完善中国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维护和保障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
2011 Vol. 1 (2): 62-67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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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当前农田水利困境的四维框架——湖北荆门市高阳镇新贺泵站调查
田先红;陈玲
物质保障、制度支撑、组织依托和社会基础等四个因素失衡是导致当前农田水利陷入困境的根本。目前,国家将水利投资重点放在物质基础设施上面,忽视制度、组织和社会因素,偏离了农田水利建设的真实需求。发展乡村水利必须变更投资方向,大力支持水利软件建设,促成水利投资体制向用水体制的转变,将乡村水利的物质保障、制度支撑、组织依托和社会基础有机结合与统一。
2011 Vol. 1 (2): 68-73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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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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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境遇中社会批判精神的复兴
刘君栩
金融危机过后的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也使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得到确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批判,对人类存在状态之基本架构的分析以及现代文明发展模式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显示出了其固有的科学价值和现代意义。以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为指导,冷静对待“中国模式”的全球热议,充分显示“中国道路”的强大威力,继续彰显“中国特色”的无比优越性,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的快车道,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历史责任与现实要求。
2011 Vol. 1 (2): 74-77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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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十二五”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研究
何关新
“十一五”期间,杭州农业已具备一定基础,但在财政支撑、发展政策、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方面仍存在障碍或不足。“十二五”期间,进一步转变杭州农业发展方式应确立现代农业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合理配置城乡资源,更新传统农业产业形态,健全农业经营体系,合理选择城乡互动模式,并拓宽农民转移就业渠道。
2011 Vol. 1 (2): 78-85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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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与能源保障体系构建策略——以浙江为例
张伟平
本研究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主题,运用能源安全和能源安全观理论,采用系统科学的分析方法,从浙江省的能源利用现状、能源潜力及能源约束下的省域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出发,根据“十二五”时期及今后更长时期内工业、农业发展及城乡生活水平提高对能源的需求预测,探讨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保障战略、能源安全保障体系构建等问题,提出浙江省能源安全保障的基本战略和保障体系构建的主要内容。
2011 Vol. 1 (2): 86-89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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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学家”的中国政治研究——一项文献史的考察(下)
徐浩然
自1950年代开始,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从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后期;第三阶段从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第四阶段从1990年代初至今。五十多年来,有四代中国学家从事中国政治研究,发表了许多优秀的学术著作。经过四个发展阶段,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呈现出一种从“意识形态主导研究”转向“政治科学引导研究”的演变过程。
2011 Vol. 1 (2): 90-96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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