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教育发展观,是指习近平关于教育优先发展的思想以及针对教育事业的指导思想、发展方向、教育理念等。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更加重视教育,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重视教育公平公正,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同时注意加强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农村基层纪检工作落到实处的实现途径。村干部中违法违纪问题较多与目前农村基层纪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滞后有一定关系。要创新农村基层纪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县(市、区)和乡镇联动的村干部管理体制,形成纪检监察部门牵头抓总的组织架构;严格实行乡镇(街道)纪(工)委书记专职化,集中精力履行好监督职责;加强农村基层纪检干部的业务培训;把握运用好农村基层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建立和完善乡镇(街道)纪(工)委书记和副书记单列考核机制;通过工作机制创新转变农村基层纪检监察的监督方式,最终实现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从治标到治本的转变。

党员的素质对政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有着根本性影响。建立健全合理的党员退出机制,不断促进党员队伍的更新换代,是政党组织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外主要政党普遍建立了主动退出与被动退出相结合的退出机制,其被动退出机制重点适用于政治精英党员,并严格规定被动退出的适用对象,退出程序公正严谨。上述做法及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疏通出口、从严治党,确保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共产国际策略思想影响下,季米特洛夫在国内革命实践中参加并领导了保加利亚1923年反法西斯专政的九月起义;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承担共产国际的工作任务。他还对保共和共产国际内出现的“左”倾路线、宗派主义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德国国会纵火案中,他采取积极进攻性策略,对共产国际的纲领和政策进行了有力宣传和辩护,各国共产党也推动开展了世界性的声援与营救运动。季米特洛夫由一位保加利亚国内革命运动的领导者逐步成长为共产国际的著名活动家和西欧地区的主要领导人。

戴笠是国民党特务机构中极为重要的人物,自1932年以来一直把持着“中央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特务处)”及后来“军统”的大权,戴笠之所以能够长久占据机要部门高位,在复杂的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屹立不倒,源自于他的一套特殊的“忠诚之术”。戴笠的这套“忠诚之术”得以发挥作用,根本上是由于国民党内部人治而非法治的政治环境使然。然而,当这套“忠诚之术”对上以及对下全面发生作用时,在特务体系表面高效的运作背后,其巨大的副作用不仅毒害着特务体系自身,使之变得更为邪恶,成为威胁社会安定的危险因素,也会使独裁者妄想建立的统一服从机制从内部瓦解,从而加速一个政权的灭亡进程。

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中国逐渐步入风险社会,致使公共危机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面对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传统危机管理方式遭遇了种种困境,急切要求转变公共危机治理方式。政府改革的迅速推进、社会力量的发展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进步等,为公共危机治理方式的转换创造了条件。网络化治理是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方式的一种新选择。中国推进公共危机网络化治理需要以增进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以提高政府的网络化治理能力为核心任务,以选择治理方式转换的合理路径为关注重点,以激发非政府主体的积极性为关键任务,以推进法治为基础的综合化治理方式为根本要求,以建构各主体分明的权责制度为基本保障。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大量涌现,城市的安全风险凸显。对于特大城市安全风险的管理,考验城市当局的城市治理水平和能力。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特大城市安全风险管理的比较研究,提出将城市安全纳入城市发展的整体规划、建立适度集中的城市风险管理机制、创建法治化的城市管理机制和培育公众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等对策建议,为我国特大城市的风险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2016年,我国粮食支持政策调整和粮食形势变化都比较显著,这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切相关。始终保持粮食供求关系相对宽松状态和不损害粮农利益,与缓解当前我国粮食供求矛盾和去库存的确存在着矛盾。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及其深化改革,与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矛盾可能不是缓和了而是加剧了。矛盾是发展的动力。我们不应回避我国粮食形势变化与农村全面深化改革所带来的矛盾,而要探索前行,创新发展,通过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升到新水平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缓解当前中国经济供需矛盾的战略选择。本文基于中国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中国1997年和2012年的产业之间直接消耗系数关系图,通过计算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对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和关联交叉进行分析,并在Acemoglu关于产业结构与经济波动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劳动力占比,构建一阶互联和二阶互联指标反映中国不同产业的关联度差异,既验证中国产业结构的不对称性情况,也探讨产业层面潜在波动形成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网络特征且产业关联越来越趋于紧密。通过Nadaraya-Watson非参数估计回归,发现产业规模不对称时,产业部门的波动并不随部门的细化而彻底抵消,确实会导致宏观经济波动,产业部门波动的形成与衰减取决于产业结构分布的不对称性程度和规模较大部门的数量。由于高阶互联关系的存在,波动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产业波动可以解释大约11%的宏观经济波动原因。

当代信息化发展造就了互联网络和网络空间,“网络政治”也由此而生成于人类社会生活之“网络化转型”的背景条件之下。对于“网络政治”概念的认知,固然关涉“赛博政治”、“虚拟政治”、“网络政治”之间的语词选择,但更为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准确把握“网络政治”的内涵。“网络政治”作为一个“延展性”概念,它是现实政治生活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和拓展;作为一个“集合性”概念,它又将涵盖那些依托并主要呈现于网络空间的政治行为、政治过程、政治现象及相应的政治关系和制度架构。

青年干部能否健康成长,其素质高低,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从培养选拔青年干部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看,重点要突出青年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强化实践锻炼。以“三严三实”教育为载体,以“三严”强化青年干部的自我修养,增强理论武装和道德素质,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以“三实”强化青年干部的实践锻炼,做到谋事要实,做人要实,创业要实,是培养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为推进实施“四个全面”战略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有效途径。